王也扬:新时期头十年的史学理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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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因为知识分子、乃至一部分剥削阶级也创造了历史。该文引起了讨论。马鸣的文章《恢复奴隶创造历史论本来面目》认为“历史是奴隶即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历史是由“总的合力”创造的论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英雄论”才得出的结论,这些论述丝毫也没有否定奴隶创造历史论,相反,却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历史进程中,尽管“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但不能忽视“最终的结果”,即历史事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12]这一论题随后又发生了更热烈的讨论。1984年《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黎澍的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文章说,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 。而且这两种说法都离开了创造历史的前提,仿佛历史是按照英雄或人民群众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文章考证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说法起源于苏联哲学家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则是中国史家的发挥。关于这个学说的这一类的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制造自己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有他们的历史,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各有各的历史;不能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创造的而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是不参与历史创造的。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也不符合事实。两年后,黎澍把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归纳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三点错误:错误之一在于把物质条件创造者和历史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创造物质条件无非是历史的一个内容,不能等同或者包括全部历史内容。错误之二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命题,二者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错误之三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把无所不包的历史看作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创造的。[13]黎澍文章掀起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高潮。郭瑞祥在与黎澍商榷时认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有其广义和狭义,或一般意义与特定意义的区别。当我们是在阐明一种历史观而提到“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它是指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这是其狭义。它的广义则是指那种在历史活动中起作用的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其内在的特定涵义是与“英雄创造历史”相对立的一种历史观。[14]祝马鑫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提法不存在冲突,它们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了人类“创造历史”的问题,前者所讲的历史是社会发展史意义上的历史,后者讲的是具体历史。[15]张云勋认为,“人们创造历史”反映的历史合力论的命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反映的是历史动力论的命题。合力论是动力论的理论前提,动力论是合力论的引申、发挥和补充说明,两者既不能截然对立,又不能相互取消和代替。[16]赵常林认为,凡是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人,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活动,他们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唯一创造者与历史的创造者是不同概念。[17]黎鸣则说,人类历史是人类社会系统不断走向有序的过程,走向有序的标志是社会系统信息总量的增殖。谁为这种信息量的增殖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一个新的英雄史观。[18]吴江在致黎澍信中说,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一切历史活动提供“前提”、“条件”、“基础”和“舞台”。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也是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一角度看,人民群众可以被看作是历史舞台的“主角”。但是,没有各种代表人物,没有杰出的个人,如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历史的面貌就难以想象,甚至会无史可治。试想中国古代如果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国古代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呢?所以说,人人都参加历史的创造,但作用各有不同。吴江认为黎澍批评上述两个提法,“实乃语出有因,虽不够确切,却非谬见。”[19]

  

   吴江所谓黎澍文章“语出有因”,是说“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思考乃出于对“文革”极端主义思想与恶果的反思。对此,从本书的叙述中,读者也可以看得明白。反思是黎澍新时期理论活动的核心。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中,他指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源泉”的说法包含着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它把“源泉”等同于“创造”、代替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源泉”往往也是初级形态的创造,但不能代替一切创造),以致在提到历史上科学文化方面的杰出人物的功绩时,往往只强调他们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关系,而贬低他们个人的独特的作用。所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一切较高级的科学和文化艺术成果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贡献,贬低了脑力劳动的价值。这种把人民群众同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点,在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深入人心,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轻视知识,以无知自炫,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千千万万青年如中风狂,对学术文化进行了严重的践踏。他们以历史的自觉创造者自居,也确实自觉创造了一部“历史”,可惜他们至今不知道这历史从何写起。那些自命为自觉创造了历史的人们现在只能承认他们不但并未超越历史,而且干下了大量落后于历史的蠢事。黎澍的理论思考就是这样落脚在了对“文革”的现实批判上面。后来王也扬总结这一讨论,指出在“具体创造”与“最终决定”两层意思上,大家的看法已经趋于一致。讨论的各方都承认人人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同时,大家又都不否认人民群众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以为认定过去在这一命题上的理解和阐发究竟存不存在错误,是对这场学术讨论进行价值判断的关键。应该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上的某些理论偏差和含混,在“左”的思想长期统治我国的历史条件下,被种种外在的需要所挟持,一步步推向极端,最后成为十年浩劫的理论根据之一。这种理论和实践在当时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将所谓“工农兵群众”同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成员割裂、对立起来,无限夸大和拔高前者的历史进步作用,诋毁乃至完全抹杀后者的历史进步作用;二是否定具体的个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概念变得及其空洞抽象;三是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下,实际搞的是个人迷信、愚民政策,从而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企图随心所欲地摆弄历史,以售其奸。清除“左”的思想,追求科学真理,有赖于理论上的深刻反思和辨析,这正是这场学术讨论的意义所在。[20]王学典也对这场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理论上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剥削者、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及在这种创造中应占有的地位。第二,剥削阶级并非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物质财富的历史也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共同创造的。第三,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是黎澍历史创造观的缺陷。他进而要求“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进一步反省流行唯物史观。[21]黎澍同年又有题为《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的文章,申明“王学典把我的基础论点归纳为:‘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除此之外的历史是非劳动者创造的’这就完全错了,它恰好不是我的基础论点。”他仍然强调自己的基础论点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该文提出把整个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把社会科学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些全局性判断。[22]就在该年岁末,黎澍这位思想活跃的学者溘然仙逝。

  

   历史规律问题讨论 1983年《历史研究》第2期刊载丁伟志的文章《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文章回顾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的事迹,在肯定他们贡献的同时,指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在强调历史的统一性的时候,往往走到忽视以至完全否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间存在着历史差别这个极端上去。看看早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述,便不难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几乎都是倾注在揭示和阐述中国的历史如何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个方面,却很少留意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这种认识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反辩证法倾向,不仅使得历史上千差万别的现象变成无法解释的,而且使得历史的统一性也变成无法认识的。离开了这种或那种有着具体性质和具体形态的历史,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便只能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力量,使人们无从把握。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种种错误解释,常常就是由此而生。因为一般只能寓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来表现,所以不懂得一般与个别间的辩证关系的人在探求一般时,往往就把个别当成一般,把某种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历史现象当成普遍的历史规律,并把它套用到另外一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用虚假的“历史统一性”代替了对于真实的多样性的历史及其内在统一性的科学分析,自然只能得出违背历史真实的结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曾经深受教条主义之害。这种教条主义在认识方法上的错误,就是只承认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把欧洲及俄国的特殊性当成普遍性强加于中国,从而对中国革命进行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当它的幼年时期,不能不说也在相当程度上,走过类似的道路。诸如,注重证实奴隶制存在于古代中国,却很少研究中国奴隶制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不同;注重证实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却很少研究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政治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有何不同。无可讳认,教条主义的倾向,对于研究我国历史和现状,都带来过消极的影响。该文所反思的是一种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演变成虚假的“历史统一性”的现象,并指出“套用”历史规律的做法“相当程度”地消极影响着我国史学。这种反思,与长久以来历史主义的呼声如出一辙,是对在政治上已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保持其科学性的反思。丁文提出应该强调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这与黎澍所谓历史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弄清真相的说法接近。以往我们历史学界把发现历史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任务,实际上是用历史事实去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斯大林讲过的那些规律,形成一种“套用”的定式,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史家对这种研究定式的批评越来越多。

  

由此又联系到国内史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所纠缠之处,正是“套用”的研究定式造成的。如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六家之说,所争无非是:以西欧那种典型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标志来套中国古代社会,其分期究竟在哪里?过去这个问题曾经有敏感的政治性,人们只能小心翼翼的就事论事,生怕被扣上否定历史规律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政治帽子。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人们总算可以在这个纯粹属于学术的问题上畅所欲言了。《历史研究》杂志社记者兴奋地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1978年)”冠之以“冲破‘禁区’,百家争鸣”的标题。在这篇综述[23]中,持“西周封建说”的学者根据《诗经》、《尚书》、《国语》、《左传》、《墨子》、《管子》等大量文献资料和金文记载,论证西周、春秋时代时代的“民”、“庶民”、“庶人”是力于农耕的主要生产者,不是奴隶。从《诗经》中的《七月》、《载芟》、《良耜》诸诗,又可以看出“民”在生产中表现的某些自动性和积极性,而不象皮鞭下驱使的对劳动毫无兴趣的奴隶。持此说者还认为,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来源于农村公社制度,存在着公田、私田的划分和按家族分配份地的制度,这与东方型的农村公社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表示了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在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自己的特点。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社会呢?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努力寻找着根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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