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反思与建构的理论基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18: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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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大仁  
立足于新时期文学变革发展的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影响甚大的理论建构中,可以看出中西文论融合创新的积极努力,其中仍有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坚守。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我们形成更为强势的影响。这种以解构主义为内核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具有很强的解构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当代文论所坚守的主体性消解了。此后我们文论界差不多是一边倒地追随在西方时兴的文化研究潮流后面,热衷于追逐研究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对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却显然缺乏关注和研究。这里有一个文论界普遍存在的心结或观念误区,就是始终纠结于中国文论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声音和地位,因而总想加入到与外国文论的交往和对话中去,以求争得一席之地。于是,我们就要去追逐国际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就要去参与西方文论家所主导的热点问题讨论。其结果,必然是跟随在当代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而作为中国文论所应有的本土问题意识和主体性,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迷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如上所述关于“失语症”“强制阐释论”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其深层次问题,正在于当代中国文论主体身份和主体精神的迷失。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当代文论界,在其他学科领域可能同样存在,因此就更值得引起关注和反思。话说回来,提出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学科反思,并不是要否定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借鉴,也不是要拒绝与外国文论交往对话,回到自我封闭发展的老路,这样无疑是消极和没有出路的。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很显然,这里仍然强调要“借鉴国外”“吸收外来”,但基本前提则是“立足中国”“不忘本来”,即确立我们自己的主体地位。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反思和理论重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正视前一时期盲目追逐西方文论思潮而导致自我主体身份迷失的现实,回归自我,重建中国文论的主体精神。

   其三,当代文论迷失了作为“当代”理论所应担当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一种当代性即当代实践品格的自我迷失。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时期以来,受西方文论影响,过于把文论研究作为一种自我循环的知识生产,忽视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弱化理论介入现实的功能所带来的问题。记得新时期初的十多年里,当代文论界曾经非常热烈地讨论过“现代性”问题。这种“现代性”精神表现为,对新时期社会文化变革转型的积极关注和介入,力图通过文学理论的影响力,去推动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创新,进而以这种文学的整体性力量,去影响和推动社会文化的现代变革发展。从新时期初围绕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讨论,以及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理论探讨,到后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理论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那个时期特有的现代性精神。这正是作为当代文论的“当代性”的意义价值之所在。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论界的“现代性”声音逐渐被“后现代性”声浪所遮蔽。如前所说,后现代文化思潮具有很强的消解性,不仅消解了当代文论的主体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精神。随之而来的是,当代文论研究中有两种倾向比较突出。一种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化生产”现象。这是在西方的知识生产论、知识谱系学之类学说传入后,受其影响而新出现的一种文论研究趋向,颇受学院派研究者的青睐。其主要特点是,把文论研究看成一种纯粹的知识生产,它无须去关注文学实践的发展,更不必跟在作家创作后面做注解式研究;相信文学理论是一种专门化知识,这种知识生产本身就有意义,而不必通过文学实践来检验,也不必通过介入和影响文学实践来证明其意义价值。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当代文论研究就很容易成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证明、自我循环的知识生产。这无论是在此后许多文学理论教材编著中,还是一些新潮理论的译介研究中,都能看到这种“知识化生产”的趋向。文学理论“知识化”的结果,相应地便是其实践性即理论功能的弱化与丧失。文学理论无关乎文学和社会现实,那么反过来,文学和社会现实也不看好文学理论,这便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当代文论面临的尴尬处境。而另一种倾向则可能相反,不仅没有远离现实,甚至还极为贴近现实,主动积极地迎合和拥抱现实,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研究者站在后现代文化立场,对当下的社会和文学(文化)现实,只做“存在即合理”式的注解性和认同性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审视和价值判断,对各种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和精神低迷、价值迷乱现象视若无睹,听之任之,这同样是丧失了应有的理论功能,是一种当代性理论品格的自我迷失。

   总之,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除了学界已经关注到的理论话语、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必要关注如上所说的学科特性、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的自我迷失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的前提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必要的学科反思,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解决当代文论发展中的自我迷失问题,就难以真正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


三、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


   在近一时期针对“强制阐释论”的讨论而形成的新一轮学科反思中,再次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大课题,关涉到为什么要建构、依据什么来建构,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和目标来建构等问题,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有关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问题。目前,文论界正在积极行动,在对“强制阐释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同时,还在积极推进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这无疑都是十分必要和极有意义的。但笔者以为,同时还有必要对当代文论建构的理论基点问题展开探讨,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就如同建造房屋,打地基比垒砖石更重要一样。如果粗略梳理一下,我以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可以作为理论基点问题来加以探讨的:

   第一,当今时代谁需要文学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关涉到为什么要建构,以及面向什么来建构当代文论的问题。当今许多领域都在关注和讨论“供给侧”改革问题,这似乎也可以引入到当代文论界来加以反思。在历来的文论知识生产中,也许从来都是“供给侧”占主导地位,很少考虑“需求侧”方面的情况。从上述学科反思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文论界的理论研究,可能在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文论界和文论家自己的需要。比如,或是把这种研究探讨作为个人的理论兴趣和爱好,或是要通过这种理论言说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等。这些当然也自有道理,但仅限于此显然不够。除此之外,我们是否也应当关注另一个方面,即从社会需要方面加以考量,究竟在多大程度和什么意义上需要文学理论?比如,来自文学实践活动方面的需要,从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到读者的文学接受活动,还有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活动等,他们是否需要文学理论提供必要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等方面的有益参照?文学理论究竟能够对文学实践产生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当今文学理论对当代文学实践的影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何在很值得反思。再如,来自社会生活实践方面的需要,我们是否需要考虑这个时代对于文学理论的期待?当代文论有没有可能更积极地介入社会现实,在引领文学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还有来自文学教育方面的需要,比如在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学中,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与理论方法去教育和培养学生?文学理论究竟应当在文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等等。概而言之,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理论,应当不是文论家自身或文论界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活动,不是文论家需要理论来证明自己,也不是要追逐外国文论潮流去争夺话语权,而是首先要面对当代社会的现实需求,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力求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更积极有力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理念,是值得我们文论界加以反思的,并在反思中建立我们应有的理论自觉性。

   第二,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究竟是“知识”生产,还是“理论”建构?这关涉到如何进行当代文论建构的学科定位,以及把它建成什么样的理论形态的问题。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建构思路。一种是“知识论”的建构思路,即把文学理论主要看成是一种学科知识,按照其知识谱系来加以建构。这不能说毫无道理。应当承认,文学理论如同其他各种学科理论一样,自有其学科知识的特性,建立一门学科比较完整的知识系统,以及历史传承的知识谱系,无疑是有必要也有价值的。但是,“知识”并不等同于“理论”,因为一般性的“知识”是非功能性的,它主要告诉我们关于某种事物有什么和是什么,而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和针对性,它主要起知识参照的作用。实际上,当代文论中就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努力使文学理论“知识化”,把文学理论研究当作一种“知识”生产。比如,有些文学理论新著或新编文学理论教科书,往往注重罗列各种历史化、地方性的知识,而不太重视作为“理论”来建构,从而导致理论功能的不断弱化。另一种则是“功能论”的建构思路,即更为重视文学理论应有的理论功能。“理论”不同于“知识”,就因为它是功能性的。当然,这种理论功能或许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著名解构批评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就特别重视文学理论的自我反思功能,尤为强调对理论常识的批评。这是富于启示意义的,但这并不是理论功能的全部。我以为文学理论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要面对历史和现实,研究和回答来自社会实践的问题。特别是作为当代文论,就更是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致力于研究和回答来自当代社会和文学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对当代文学实践经验进行理论观照与总结,另一方面力求能够介入当下现实,对当代文学实践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三,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应当以什么样的文学作为主要阐释对象?这关涉到究竟依据什么样的文学事实或文学对象来进行理论建构的问题。文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要求或原则,应当是从文学事实(经验)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但问题在于,任何时代的文学事实(经验)都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任何文学理论都不太可能把所有文学现象都完全包罗进去。那么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样的文学事实或经验进行阐释?或者说应当以什么样的文学作为主要阐释对象?从文论史的情况来看,那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往往都是基于那个时代最有创造性、最有特色、最有成就和影响、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因而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态,以这种最具有经典性、也最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说明和阐释,因而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典主义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等,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诗论、文论、小说和戏曲理论等,差不多都是如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在于,文学现象太复杂也太多样化了,尤其是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当下就更是如此。那么当代文论应当面对什么样的文学现实呢?笔者的看法是,在当今文学极为开放多样发展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文学理论建构,比如网络文学理论、大众文学理论等。某种专门文论偏重于对某些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进行说明和阐释,有助于对此类文学现象的认识和引导,这自有其价值。而作为基础性也理应是主导性的文学理论建构,则无疑更应当面对历代经典化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以此作为主要阐释对象。就当代经典化的文学现象而言,也就是要能够从当代开放多样的文学发展潮流中,发现和关注那些更富有创造性、更具有丰厚的文学品质、更能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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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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