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达松 黎昭权:经济法学体系阐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0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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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达松   黎昭权  
经济法学更是作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类专业必修课开设。总体来说,经济法作为本科阶段的法学类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实施效果良好,开课时间集中于第4学期和第5学期,学分稳定在3—4学分之间,课程时间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2.成熟多样的硕士研究生培养

   相对其他法学二级学科,经济法学在我国法学教育中起步较早。1981 年起,北京大学等高校就已经开始招收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 年为止,全国获得经济法学硕士授予权的高校已有80 余所,并且近几年这一数字仍持续增长。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法学硕士培养已经形成较大规模,教学培养经验已经相对成熟。在这一背景下,对现有经济法学硕士培养的模式作出比较,总结经济法学硕士培养模式的共性与特性,对本学科的发展和特定学校的经济法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20]

   在硕士课程设置中,大多数高校把经济法总论、企业公司法、金融法、财税法、竞争法等作为经济法学硕士培养的核心课程。此外,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涉外经济法、证券法也是经济法学硕士培养的重要课程。有些高校强调学生跨学科的法学知识储备。在经济法相关课程之外,还开设了法学方法论、民法、刑法、法理学等课程。可见对经济法硕士的培养不仅重视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系统训练,亦重视对学生法学功底和法学思维的综合培养。在经济法相关课程中,除了核心课程外,部分学校还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作为必修课程,体现了其对经济法学硕士的高端理论与国际视野的培养。

   3.各具特色的博士研究生培养

   全国多所高校已经开设了经济法二级学科博士点或者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是3-5年,课程主要安排在第一学年。许多高校都设有经济法前沿理论问题研究课程等相关课程,以进一步提高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对经济法学科发展状况(国内外发展动态、作用及优势、局限性等)的了解。多数高校要求博士研究生在CSSCI或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并鼓励出国访问学习,以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自主科研能力。

   4.培养拔尖科研人才的博士后培养机制

   作为博士后流动站中的经济法学或者经济法方向博士后流动人员,在与合作导师开展科研的同时,也负担一定的教学工作。经济法的博士后科研人员,在经济法创新研究、交叉研究和新兴学科研究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博士后培养已经成为经济法学人才培养体系顶端的闪亮明珠。

   (四)经济法治体系的欠缺

   经济法治体系既可分为实体法治和程序法治两个方面,也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司法三个维度。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法治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弱项和法治障碍。[21]

   从理论而言,科学的经济立法就是要合理分配权力、权利和义务到各个经济法主体上,从而体现全面、公平、人本主义等理念,使经济法成为具有包容性的“良法”。近年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立法的数量不断增加,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然而相关立法存在可操作性不强、质量不高的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存在重复立法的问题。[22]

   经济执法,是按照经济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将经济法予以适用,由国家公共管理部门和相应公职人员具体实施的过程。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构成了经济执法的主要方式。宏观调控的方式主要有“预算、税收、财政投资、补贴、监察、货币政策等”;微观规制的方式主要有“市场准入、奖惩、给付、裁决、规划、征收、强制等”。然而,未经周密调研的经济立法缺乏必要的预见性,难以让经济与社会关系进行良好配合,部分制度可操作性差,实施难度大,相关法律规范虚置,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经济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处理经济法案件的活动。在司法历史上,经济纠纷曾被置于专门的经济审判庭审理,但2000年后,最高人民法院撤销经济审判庭实行“大民事”审判。在十多年的实践中,许多经济案件达不到预期诉讼效果。传统的民法关系与经济法关系存在差异性,“大民事”审批模式难以有效维护各类经济法主体的权益:民事诉讼程序中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而经济违法行为大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受害人范围广泛而不特定,这就使得经济案件只能通过个案实现救济。[23]近年来随着消费公益诉讼立法以及以破产审判庭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审判庭的普遍设立,经济司法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三、完善经济法学体系的方向和路径

  

   (一)完善经济法学体系的方向

   1.转型升级

   经济法类型回溯。早期经济法规范主要是单独的经济法案,是为了防止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后来战时经济法规范集中出现,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家在战争的经济与社会风险;危机时期的经济法规范主要是为了恢复经济,预防和化解因大规模的失业;平时经济法规范的宗旨是尽可能创造自由、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协调发展。[24]可见,经济法的发展是与其时代特征有着密切关系。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我国的经济市场将进一步与国际市场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结成“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发展。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也应有所突破,从促进国内市场经济协调发展到促进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对抗性的或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只能导致危机不断蔓延,“风险社会”“世界主义时刻”已经来临,我们需要召唤新的“世界经济法”,进而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25]在变革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一方面,应考虑适时制定反映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现实,推动和达成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世界经济法律规则”,构建新型世界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在推动新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可进一步探讨“世界经济法治”的实现路径。

   2.支持交叉学科、新兴学科

   社会发展和法律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需要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新兴学科的出现是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体现,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任务。例如,网络法治、科技金融法治等新兴问题,需要法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参与。面对经济法治的新兴领域,要应对法治新问题,必须鼓励、支持和培育交叉学科,为交叉学科提供发展平台。

   在经济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在夯实传统学科体系的同时要重视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鼓励经济法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在课程设置方面,也要重视课程设置的多元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校学科结构不尽合理,课程体系不够完善,新兴学科开设不足,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够。”所以,经济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新增长点在于创新学科体系,要大力支持和扶植经济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的路径

   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不是自说自话的特色,而是让世界认同的中国特色。[26]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应该是立足于现在,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吸取现有的积极成果,学习国外优秀的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敢于创新,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

   首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要有理论自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构建道路,把经济法学理论创新植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

   其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要有包容性。包容性是我国加快经济法治建设和推进经济法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优秀经济法思想,继承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国外先进法制和法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最后,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要有创新性。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要有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敢于超越。在法治实践层面,要以问题为导向,敢于用新的理论、新的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要敢于超越:一方面,超越西方法学中心主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学理论发展道路,提高我国的经济法学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敢于超越现有的理论框架。我国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需要新的经济法学理论支持,须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之上积极创新,结合新现象、新问题创新理论。

   2.完善经济法治顶层设计

   经济法治作为调整经济领域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途径与手段。对于经济法治,早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法治需要从总体规划上进行构建。[27]暂且不论其具体如何实现,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法治的相应构建尤为重要,首当其冲的是如何进行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问题。因此,经济法治作为改革的主要途经和手段,也存在对最高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和全面设计、统筹规划的顶层设计需要。[28]

   包含顶层设计的经济法治要建立在经济基本法和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之上。而完善相关具体规制和监管制度之前,须有经济基本法层面的总框架来阐明基于宪法合理延伸的国家对于公私财产的要旨,规定契约和工商业自由、政府干预经济的性质和程度、市场主体自主发挥积极性的程度和市场竞争秩序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就是包含经济法框架性规定和主干经济法律制度的经济基本法。

   3.推动“世界经济法治体系”建设

   我国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表示,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主渠道地位”,“支持主要全球治理平台和区域合作平台更好发挥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平合理。”[29]而在G20杭州峰会上,国家领导人再次向全世界重申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30]和“中国方案”[31],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升华和思想总结,实质上是中国对于全人类包容性发展的宣言和倡议,并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进行推动。然而,“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得到世界各国和人民的认同,“中国方案”能否实际可行,有赖于语言宣示后的进一步法律理念转化,上升为法律原则,推动搭建相应的法律框架,达成相应的法律规则,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由此,构建和推进包容性的世界经济规则和制度,促进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带出一个全新的法学命题。[32]

   当前,美国为首主导的旧经济秩序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各国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需要,逐步健全和完善一套维护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形成一套更为合理可行的全球规则和制度,让世界各国有更多的平等参与全球竞争的机会,实现世界共赢显得尤为重要。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需要法律支持和发挥作用,亦即包容性发展的有效制度支撑和运转。[33]我国应加快“世界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推动“世界经济法治体系”建设,促进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作者简介】袁达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昭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出处:《财经法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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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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