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

——一个本源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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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当其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时,一般受到的阻力较小,有利于国家和社会资源的调动与整合,快速走上积极健康的发展道路。但当其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时,往往也难以纠正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灾难[35]。在改革开放后,权威主义文化逐渐为后权威主义文化所取代,臣民文化逐渐向公民文化过渡但尚未实现完全转型。一方面,以规则或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全新文化价值观尚未建立,传统的政治动员机制尚需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民众对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提议“一呼百应”的局面逐渐消退,完全的政治动员机制已不适应新形式的需要。在此背景下,运动式治理逐渐剔除了意识形态和泛政治性,实现从政治领域向行政领域、从“政治导向”向“治理导向”转变,但运动式治理对中国式后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契合短期内不会变化。

  

   五、结论与反思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经过本源性思考不难发现:运动式治理的长期存在并非所谓“盲目”或“顽疾”,而具有一定的绩效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支撑。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的自身特点与本土治理生态的天然契合是这些支撑的源生动力。正如周雪光指出的,运动式治理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不是偶然的或个人意志所为,而是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23]。从这种意义上,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和制度有效性供给不足的现阶段,应采取相对平和的态度承认其存在的客观性,并秉持科学的精神进一步拓展运动式治理的研究空间,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方法等,以期得出更具建设性的研究结论。

  

   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其潜在的风险或负面影响。运动式治理是一把“双刃剑”,从某种意义上,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大、效用越明显,风险和副作用可能也越大。这些风险和副作用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运动式治理的弹性逻辑可能对制度有效性造成伤害。运动式治理的本质是在常规状态和特殊状态间形成标准不一的弹性逻辑,即常规状态下可能呈现出治理低效或乏力,但在特殊状态下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这一弹性逻辑从根本上要依靠权威主义来实现,无形中是对权威主义的强化,也是对规则的僭越和伤害。尽管这本身也形成另一种独特的“潜规则”,但这种“潜规则”的长期存在是对国家法制化进程的拖延。那么,解决之道依然在于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增加制度有效性供给,减少运动式治理弹性逻辑的延展空间。第二,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可能会推迟常规治理的建设进程。美国经济史学家Paul A.David提出路径依赖这一概念,用以形容经济、社会、技术等系统发展过程中一旦进入某种路径,就会产生惯性而不断强化和锁定的现象[36]。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也不例外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固化的路径。曹龙虎在其论文《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中也曾专门论述[18]。如前所述,制度有效性是由运动式治理向持续有效性的常规治理进行范式转换的关键变量,那么走出这一路径依赖的根本之道仍然在于增强制度有效性供给。第三,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可能会增加“行政之恶”的风险。美国学者艾赅博 (Guy B.Adams) 与百里枫 (Danny L.Balfour) 在其著作《揭开行政之恶》中,通过实验分析揭示了“行政之恶”的发生机制。对秩序的根本需要使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具有服从权威的强烈愿望[37]25。这种愿望与组织机构共同构成了使人屈从于权威的社会与组织驱动力[37]7。这一驱动力驱使行动者将行动责任推诿于那些代表了合法性权威及技术理性价值的人,从而缓解了行动者的伦理焦虑却强化了不良心理客体的分裂,导致憎恨与侵略性力量:一旦这股力量与道德错位相结合,邪恶就有可能发生[37]7,39-40。运动式治理这一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至少在三种情形下容易增加“行政之恶”的风险。一是上级权威出现价值偏颇,做出错误或不适当指令时;二是当行动者对上级指令理解偏颇时;三是当行动者不能内化整合的憎恨和侵略性被放大并与道德错位相结合时。这三种情形使“行政之恶”风险增加的根源在于服从心理与组织机构相结合而加剧了法律和制度的缺位。因此,可以认为这一风险的增加仍然与制度有效性供给不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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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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