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

——评梁美芬《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17-11-19 20:19:35

进入专题: 香港问题   一国两制   基本法   普通法   大陆法   法治  

田飞龙 (进入专栏)  
这一转变不是要改变香港既有文明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而是要将香港法治合理地嵌入一个不断成长和扩展中的中国法秩序体系之中,这也是一国两制的辩证内涵所在。这是香港作为一个普通法社会面向国家秩序的精神回归过程。梁博士的《香港基本法》给出了这一精神回归的若干重要线索与支点,是对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的独特法理贡献。          

  

   四、未来:发展性难题与国家责任    

  

   梁美芬教授主要从香港基本法之法律维度立论,实际上这一部法律镶嵌于一个伟大的宪制实验过程:一国两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香港管治与基本法权威面临“公民抗命”与本土主义冲击之际,我们需要更加明晰一国两制发展的国家责任,不可轻言失败,需要反思检讨及对症下药。

   一国两制是互惠互利的国家宪制实验,必须是国家与香港不断确认初衷、加固共识、协力推进,才能克服危机,迎来新的生命空间与可欲前景。一国两制要超越“对峙”,走向“整合”,就需要国家与香港各自清晰化自身责任与边界,为未来三十年的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实验开辟出新章,与各种版本的本土主义乃至于港独理论展开竞争并予以法理及制度层面的结构性压制及化解。下面先从吕大乐的“发展性难题”谈起,再结合2017特首选战以来的香港管治情势聚焦确认一国两制发展的国家责任。          

  

   (一)一国两制的发展性难题

   香港回归二十年,回归时刻的“命运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消解了,而是得到了延续甚至激化,香港泛民主派及青年本土派在精神深处的不安与躁动更形加剧。大陆官方对“一国两制”的总结策略是:其一,香港的繁荣稳定与高度自治得到维持,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其二,回归二十年出现的央港冲突和两地矛盾,根源在于“依法治港”未能深化,一国两制之“国家建构”主题未能凸显;其三,一带一路之类的经济融合战略可以带来两制互动整合的积极前景与空间。          

   在此论述策略下,从2014年“白皮书”框架开始,大陆官方试图重塑“一国两制”的历史解释权与发展主导权。但是,这种颇具国家主义雄心和国家理性底色的新论述和新方向,似乎在香港社会激起了更大的恐惧与反弹,似乎与香港人想象和遵循的“一国两制”图景及其演进方向大有出入,香港人在反方向上建构出对抗性的“本土主义”。    

   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国家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全新对峙,其宪制冲突强度已超过既往的“建制/泛民”及民主回归论范畴。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两制间的精神分歧是如何各自演变及加剧的?作为资深的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先生长期致力于研究香港社会变迁历史与规律,其《尴尬的香港,仍在准备中》一文给出了中肯理性的回答,正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发展性难题”。这一难题可以大致表述为:1980年代奠定的一国两制及其基本法秩序,乃是建基于一种保守主义和两制区隔主义的时代共识基础上,以香港的过去和国家的现况为经验根据,未能对1997之后香港与国家的各自变化及未来关系模式展开积极想象和建构,更无精神及宪制上的充分准备。

   吕先生全文围绕这种“发展性难题”展开,将其合理地细化为“五大尴尬”:其一,九七回归的确切历史与宪制性质未能获得充分理解;其二,一国两制的最大共识在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寻求周全方案;其三,“五十年不变”逐步由保障变为束缚,妨碍香港社会应变更新;其四,一国两制安排未能稳妥考虑和回应“代际正义”难题,无力应对青年世代诉求;其五,一国两制缺乏前瞻性与发展性视野。客观而言,吕先生的这些犀利论断,在回归二十年“褒贬两极”的各式讨论中,是客观面对历史和真正面对问题的警世之论。      

   “五大尴尬”是参与“一国两制”制度实验的央港双方共同的尴尬。回归二十年,正是基于“一国两制”在精神及内在制度方案上的不完备性,央港双方各有重大的意义挫折:对中央而言,香港“人心回归”始终未能解决,23条立法和国民教育这类国家建构常规议题始终受挫,两地融合更是遭遇香港地方抵制;对于香港而言,政经形势朝着日益不利方向发展,既往的全面优势和国际联系未能得到巩固,政改之路艰难困苦,青年本土激进搅扰,国家干预日益强硬。在互有挫折的张力积累中,香港社会运动终于走到占中对抗,继而升级为旺角暴乱及港独分离。这一发展已大大超出“一国两制”固有范畴和底线。

   吕大乐先生基于社会学家的在地敏感性之分析,给人极大启发。不过,对“一国两制”的评价与展望也不可过于悲观。一国两制是国家塑造的特别宪制框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国家理性基础和中国治理哲学中的辩证法思维,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式的历史秩序生成智慧。吕先生的“尴尬论”于香港或许是一种历史与精神的真实,但在国家而言却不尽然。国家决断实行一国两制固然有种种历史和实力的局限,但其贯穿始终的国家理性基础则从未改变:以香港独特优势支持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为了国家发展利益而暂时搁置主权法理。这使得“一国两制”背后的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方案变得相对模糊残缺,造成了国家理性偏离国家理论的奇特安排。但国家从未忘记自身的主权身份与建构任务,故在面对香港社会的保守性乃至于对抗性的条件下,更加凸显了国家建构的意志、法理与制度化努力,人大释法及人大政改决定构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国家建构制度化成果。未来三十年的主题,除了继续维持两制合理差异与活力之外,具有国家建构意义的依法治港与经济融合将成为主流方向。

   但要害问题仍然在于,国家始终有全局及清醒的秩序蓝图,国家已经重新规整和出发,但吕先生指出的“香港人始终仍未发展出一套站立于‘一国两制’基础之上的香港论述”的精神保守性与尴尬处境仍难以看到改观迹象和路径。一国两制的“发展性难题”也许不在于国家无所作为,而是香港需要一次严肃面对国家与主权秩序的精神大转型,在身份认同之“国际”与“本土”之间续补“国家”缺环。    

  

   (二)国家责任与新香港之意义

  

   2017特首选战之后的香港并不平静,中央治理香港也渐趋主动甚至强硬,“一国”在观念与制度意义上对“两制”的整合性塑造作用在逐步增强。这种变化并非始于近期,而是最近数年内在央港冲突背景下,中央治港逐步摆脱“一国两制”下的自我约束习惯及更多诉诸“依法治港”原则及其管治权制度化而引起的现象。香港社会能够感知这种变化,甚至非常敏感或反感,但却无法根本扭转这一进程。与这一偏于“一国”的宪制性调整方向有关的事件在近期引起多方关注,颇有中央及特区政府为香港社会尤其是反对派“立规矩”和“亮底线”的意味。  

   在立规矩方面,选战之后相对密集的、针对社运人士的刑事检控,比如旺角暴乱案、占中案以及宣誓港独的梁游案,是通过香港法治本身确立相关的新判例法规范,扭转“七警案”判决以来香港司法背向国家、罔顾基本法之“一国”法益的司法法理学倾向。法治反港独成为治港共识。

   在“亮底线”方面,中联办法律部王振民部长在2017年4月的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明确阐明,香港永久回归是既定宪制事实,一国两制在香港如果失败,香港失去的将是全部。笔者记得2014年8月中旬,中联办张晓明主任关于香港政改亦有类似说法,大意是中央并不受制于香港之成败。更早期的1980年代,邓小平在规划一国两制时亦有提及,国家现代化需要香港的帮助,但不可能完全依赖或受制于香港。时过境迁,2017年的国家改革发展对香港的依赖、对一国两制成败的依赖已有所降低。

   然而,一国两制不可轻言失败,因为总体上一国两制并非专惠于香港的过渡性宪制安排,也不是局限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窗口措施,而是中国全面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一场国家制度实验。既然是国家实验,其成败就绝不仅仅是香港之损益,而是国家最终买单。

   具体而言,一国两制在香港继续实施的国家性意义依然突出:第一,一国两制正在进入“二期工程”,香港基本法及其系统经验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与细节仍然具有示范与先导意义,香港作为“治理特区”的宪制价值逐步超过“经济特区”;第二,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事关民族复兴大业和21世纪全球新秩序大局,但对主流世界的系统知识与交往经验方面仍然需要香港协力;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一个驱动核心,若非香港承担,也至少是香港与深圳共同承担,香港信心与香港参与依然重要;第四,香港民主化及其宪制检讨是中国整体性的国家建构与立宪民主进程之有机部分,是内地任何发达城市之改革所无法取代的;第五,港独与本土分离主义在中央干预、香港法治及香港社会自我净化作用下已呈现颓势,和解政治显露曙光,一国两制应做更积极思考,释放其丰富的制度活力与创造性,对香港与国家可以继续双赢。

   香港在“借来的时光”中成为世界奇迹,一国两制对于这一奇迹的延续居功至伟。香港社会在过去数年出现了社运激进化和港独等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行为,损害香港前途和国家利益,是中央和香港社会需要共同检讨和治理的。但这不等于将一国两制是否成功或如何继续实施的宪制责任简单抛给香港。无论是基本法秩序,还是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和战略需要,一国两制都是一场国家性实验,国家必须承担主要和首要的责任。我的理解是,以法治立规矩遏阻港独,以成败论提示风险,其出发点仍然是希望香港以积极心态和参与动作善待一国两制给出的“历史时光”,面向国家重新思考和重新出发,而绝非某种“一制化”的暗示或推卸一国两制的国家责任。  

   总之,守护好基本法,全部准确实施基本法,就可以为一国两制之宪制实验的展开及国家整合的制度性落实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梁美芬的《香港基本法》一书展示了一种作为“混合法”的香港基本法之历史、现实与演变的观念结构和制度细节,对于未来中央依法治港的具体深化及与香港普通法和自治体系的宪制性连接,能够起到某种铺垫、提示、沟通与桥梁的独特作用。这是香港法律人的国家责任伦理自觉,也是一国两制之强健生命力的体现。    

  

  

   (本文刊载于《天府新论》2017年第6期)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香港问题   一国两制   基本法   普通法   大陆法   法治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94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