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视角选择与叙事平衡

——评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4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15: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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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发动这一阴谋事件的直接责任者。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确认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大批文献的佐证。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规定:“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正式确立了北南并进的对外扩张方针。期间对《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并获日皇批准。其第一条总纲,改订为“帝国国防之本义基于建国以来之皇谟,常以大义为本,加倍彰显国威”。第二条规定要“整备武备”,以便“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此外尚有日军1935年、1936年诸多按年度制订的对华及对华北的作战计划,均揭示了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战略计划的存在。

   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扩张行动,是1936年大力扩编其驻华北的驻屯军,并授之以相应的军、政大权,其战史称之为“增强”。该驻屯军自1901年列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后配置。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府曾交涉列强修订不平等条约未果。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曾推行革命外交以修订不平等条约。虽然20年代中期曾出现币原喜重郎为代表的“协调外交”,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整体走向,有如王建朗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中指出:“英美列强采取了比较妥协的态度,而日本无论是在关税自主交涉还是在治外法权交涉中都远比英美强硬。最终,中日关系成为中国所有双边关系中最为冷淡的关系。”特别是田中内阁上台,奉行强硬的对华“积极外交”侵略政策,“从而使中日关系逐步走上激烈对抗的道路”。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后,随即进攻长城,扶植冀东傀儡政权,谋图割占华北,并迅速扩编驻华北日军。到1936年6月,增编军司令部1个、步兵旅团司令部1个、步兵联队2个,另有驻屯军战车队、骑兵队、炮兵联队、工兵队等部队。受驻屯军节制的还有驻华北的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以及近20个特务机关。另据上海申报馆1936年9月的调查,其人数已达1.4万人,又统计自1937年春轮换之后,其实际人数已超过2万人。

   最为关键的是驻屯军的性质任务有了全新的规定。驻屯军司令官原为少将级(特殊时期可高配中将级),现正式改为中将级,由天皇亲授。升编后驻屯军所担负的任务,由1936年4月28日军部颁《中国驻屯军勤务令》加以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属于天皇,统率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就有关军之作战、配置和行动方面接受参谋总长指挥调遣,在有关军政、人事方面接受陆军大臣的统辖。”拥有处置当地事务的绝大权力:“凡有关军之配置和行动以及对于临时发生之事件的应急处理,可以自行决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达成军之任务,在有关必要事项方面可以指挥陆军运输部及其塘沽派出所所长”,“还可以进行所需要的情报搜集及资源调查”等。日本学者松崎昭一指出,驻屯军升编是从一个非正规编制的守备部队,升级成为“永驻部队”即常规编制部队。美国陆军战史专家托勒也指出,日军增强意味着从临时编成的守备队正式“转型为常设之海外驻屯军”。共同研究中日方报告书也指出,师团长亲授等制度是为与关东军“同格化”。可知,华北驻屯军已经接管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政、经、特务机关等系列大权,成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又一支可以和关东军并列的战略集团,这样的任务与权力调整为日军发动全面战争作好了直接的组织准备。

   升编后的华北驻屯军具有了野战重兵集团的诸兵种合成的攻城掠地能力。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师团参谋长通常为大佐),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共有3名将官。其战斗力仅以改编初的力量而论,日方史书认为,“可以压制中国军队6个师”。而当时驻华北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只有4个师。驻屯军抽调各部精锐新编两个步兵联队,联队旗由日皇裕仁亲授。裕仁鼓励首任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要爱护军旗,牟田口则回答决不辜负军人荣誉。如此激励起来的好战斗志,被牟田口在卢沟侨之夜加以发挥。秦郁彦的著作虽然将事变原因归于中方,却也不能回避日军的好斗意志,指出牟田口决心要给予抱有“侮日、抗日观念”的中国军队以惩罚,终于“在10个月之后,卢沟桥事件发生了”。

   可是,氏著遗缺了对于1936年日本国策指导下华北扩张计划的炮制,也遗漏了华北驻屯军的增强及其对于进行大战的诸多准备,却明确提出日本无计划进攻中国的不当论述。而难以理解的是,氏著在强调日本无战争计划之同时,却强调中国的蒋政府“不愿妥协”也是战争扩大原因。这样的论点其实在日本已经提出多年,各方面读者都熟悉1987年右翼学者秦郁彦提出了蒋介石“决心开战”而导致战争的说法。其中有关蒋的妥协与“不愿妥协”问题,学界对于蒋实施安内攘外政策所包含的对日“妥协”问题,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讨论,本文不再赘述。但需强调,氏著作为一部有影响力的蒋日关系著作,出现如此重大的商榷性问题,说明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值得各方面研究者继续加以充分关注。

  

五、 “日苏先战”“自东向西”等战争指导与战后蒋日关系

  

   进入全面战争时期的蒋,是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军政领袖,这决定了蒋日关系研究不能不以军事与战争问题为重点。氏著对于双方战略战术的研究总体上是关注的,但相对而言在全书所占比重较小,持论有成功一面,也有如下值得继续商榷之点。

   氏著试图描述一个完整的蒋之对日大战略。其中包括“经营西南”计划,应对“日苏先战”之谋略,还有“不得不战”的政治因素。氏著借用了波多野澄雄的论断,指出蒋的“迎敌策略”是因应日军的军事决战、政治主导、边境封锁、太平洋战争等四阶段战略(第273页),变化而成“全面应战的五部曲”,即政略与战略并用、上海出击、华中防御、以缓应急、苦撑待变等五个专节的研究。氏著对于蒋领导抗战成败问题的评价,采用了有保留的低调的分析方式。结合蒋的自我总结,指出国民政府在战场上“并没有战胜日本。抗战之所以胜利,一半原因是得力于美国援助,另一半是得力于战略正确”。(第334页)何为战略正确,氏著引用了黄仁宇的分析:即坚持了抗战前即已确定的“长期不承认失败,一心要将对方拖垮,而且要静候国际情势的变化”。氏著的分析重心,不在于胜利的伟大意义,而是关注在社会与力量对比悬殊之下,从“中国抗战之不易”,以展现历史的多重层面。(第335页)

   其中,氏著反复强调蒋的“日苏先战”判断对于蒋的抗战战略的影响,指出因为存在对苏作战为首的考量,故而日本不可能两面作战,其侵华的计划与谋略就不是主要方向。氏著这一分析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自日俄战争和1917年日本进攻苏联远东西伯利亚之后,日本保持了高度的对苏战备,在多个作战计划中均以苏联为首要的假想敌国,准备实施“对苏先决”的北进战略。但是这样的存在不能掩盖更多的日军对于南方和中国大陆地区的作战计划的存在实况。实际上,蒋评判并预估了日苏先战问题,同样也强调了英美大国方面的作用。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立即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始矣,并诉诸国联争取整个国际社会解决东北问题。

   从战略理论上考察,“日苏先战”问题的讨论,仍然在于日本规定的假想敌国序位的评估与研究问题。从1907年《国防方针》到1936年的《国策基准》,日本战略规划实际规定的是战略的进攻性原则,以及根据作战需要而随时转换战争对手的“对多国作战”原则,还有终极目标“北南并进”方针。此间最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在其假想敌中的实际地位,参与20世纪20年代修订国防方针的畑俊六在战后回忆中指出:“对多国作战,有针对俄中、美中、美英等场合的考案。”畑俊六的这一回忆指出了日本任何方向的作战,都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日本对苏备战型作战计划绝非优先于对中国的攻击型作战,其实际的占领东北、继而割占华北等扩张计划与行动的方向展开就是明证。就20世纪30年代计划而言,在历年作战计划基础上,1936年日军制定的1937年度(1936年9月以后的1年之间)作战计划,其用兵华北以南的日军,由前年度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约占其对外用兵2/3。所以,观察日军战争计划的假想敌序位问题,需要全局、全程地考察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绝不能以其表面序数为先。

   再一要点是关于全面战争中的战争指导问题。日军发动全面攻势,其攻击顶峰期在于攻占平津及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作战。对于该战略期攻防双方的战争指导的研究,著者强调:“‘上海出击’是蒋介石为了打破日本政府的蚕食政策,以及为了转移日本主力部队的进击方向,而刻意新开辟的战场。”(第396页)氏著根据日军作战计划,绘出1936年8月日军的作战计划图。(第298页)但是核对原计划,该图所举的师团数字是存在的,但图中箭头所示从北平直指武汉和南京的规划,是原计划书中没有的。相反,该计划明确规定的作战方向是和海军配合,即从海上指向华北(含平津与青岛山东方向)、华中(即华东上海方向)、华南(福州汕头等地),此方案没有涉及武汉等华中地区。该方案还明确规定,对南京地区的攻击,将使用正面攻击上海的第九军(3个师团),与从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2个师团),相互策应,以“占领并确保包含上海、杭州、南京的三角洲地域”。显然,插图自北而南的指向箭头,属于著者自己的解读,但是标题为“1936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对华作战计划”,如此作为日方史料加以使用,有损于史料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关于日军全面攻势中的自北而南还是自东而西问题,海峡两岸学界关注已久,论著多达数十篇(部),还有相应的日军史料,本文不再赘述。氏著对于这一问题着墨不少,但大体沿袭国民政府的战时宣传以及战后初期蒋纬国、徐培根等中国台湾学界的思路与结论。对于多年来的海峡两岸研究成果,似有梳理不足或忽略之嫌。

   氏著有关战后蒋日关系的论述集中在第六章,其主要内容围绕蒋的“寄望中日友好”的以德报怨政策而展开,详尽介绍了蒋的政策提出与发展、社会媒体反映诸方面。该章再度突出了值得商榷的情感主题,其焦点问题之一是对于日本军事顾问团队“白团”地位作用的描述。

   国民政府退台后,军事完全处于崩溃境界。为借用各方面人力物力,蒋充分利用了日本旧军人组成的顾问团队“白团”。氏著强调“白团”是美军顾问援助到达之前“唯一”外援力量,是“国军能在短时间内恢复战备能力的关键”。(第66页)并着重描述蒋要求台湾军人全面学习日本军人,包括学习由“负责、服从、服务、牺牲、创造、守法”等“六大精神”组合的日本“武士道”,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诸多精神。氏著强调“白团”在台湾“能在军中掀起一股全面向日本学习、看齐的热潮”。(第68页)

“白团”地位作用确实不可低估,由“白团”旧军人顾问团队所带来的日、台关系诸方面的影响,至今仍然是存在的。不过就退台前后蒋支配下的党、军体制的整建而言,氏著对于“白团”意义地位的强调有绝对化倾向。当时,为重建军事力量,国民政府继续利用战时的同盟关系,全面引进美国军事制度与技术,施行美式战略与战术的作战训练,可谓“使得国军体质快速转换并渐趋美式化”。相信此点已成研究界共识,无需本文赘述。氏著几乎没有介绍国共内战时期与蒋退台后的军事重建的“美化”历程,单独强调“白团”的作用,包括强调“白团”的思想文化意义,用以证明蒋之对日友好、化敌为友,这样的论证有违蒋之军政举措实况。其实在大陆地区,中共军队也大批量使用日本人力与技术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也在不断开拓和日本的经济技术交流。可知,当时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借用战败投降后的日本的人力物力,这是战后中日双方特殊政治形势所造成的普遍现象。夸大其中的情感因素,极容易导致军政大局的把握失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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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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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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