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视角选择与叙事平衡

——评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4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15:22:16

进入专题: 视角选择   叙事平衡  

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书中或有述及少壮军人、“樱花会”活动,30年代初期的几场军人“政变”,“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恶斗”,甚至也提到了荒木贞夫等派系头领问题,这系列描写之逻辑结果,应该出现“二·二六事件”与日本军政体制变化的分析,但终于是淡化了该事件与日本高层政治走向诸问题研究。氏著附录的大事年表,各年均有数十字不等的对于中日两国政局动态的足够记载,唯1936年通栏只有中国方面“西安事变”与“五五宪草”8个字,日本方面军政大事尽付阙如。

   对于1936年中日两国历史事件,或如氏著强调“西安事变并非本文主题”。(第267页)但对于战争爆发前的蒋日关系,日方如下重大史实万不能缺失:由“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恶斗”而爆发“二·二六事件”,之后军部统制派扶植广田内阁,恢复现役武官专任制,实现其军部集权的目标,建立了典型的军国主义体制;军部政权强化对外战争政策,制定《国策基准》,确立南北并进对外扩张方针,对1907年《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并获日皇批准,《国策基准》的确立与《国防方针》的再度修订,确定了全面侵华并进行世界大战的根本方向;在上述对外战争政策与战略指导下,日本增强华北驻屯军,使之成为分管华北侵略的、与关东军平起并坐的战略重兵集团;此外,还在1936年日本和德国建立了以反共为名义的法西斯轴心国框架;等等。上述事件都是近现代日本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治与军事事件,也都是直接影响日本对华与对外战争的根本大事件,无论如何应该有充足的交代。

   第四、对于该时期蒋介石的对日认识与政策纲领性文件的分析出现偏差。按氏著之本意,要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1934年12月)作为纲领性文献,“以此为经,再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情势为纬,藉此探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第188页)可惜氏著在随后的分析中,忽略日本军政高层战略而过度强调关东军等“现地”军人或中下级少壮派作用,这种“参谋误国论”或“下级军官误国论”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由此而观察蒋的对策,则是直接放低了蒋对于日本的全局政策与战略的认识判断及其应对方式,实际也是放弃了氏著自己所强调的最关键的“战略”叙事。

   蒋文全长约2万余字,正文连同引言、结论分为8大部分,分析了两国关系僵局的形成以及各自的失误性政策的原因,也强调了未来各自应该努力的方向。蒋诚恳地作出自我批评,承认中方在国情与国家策略方面共7点失误,而日本对内政治及对外政策共有8点错误。蒋批评日本政府“依然采用前世纪的手段或传统国策”进行大陆扩张并试图遏制中国的革命变化,提出警告“如此在紧接近邻的中国,种下百世不解的深仇,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计的威胁”。蒋在引言中表明“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在结论中呼吁“解铃还须系铃人”,放弃“明治”以来的侵略性“国策”,“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中国的版图,一面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实现两大邻国的和平友好相处。总之,蒋的谈话呼吁对象是以“日本的国民当局”为主,包括关东军但并非以关东军等局地势力为主,探讨的是两国未来发展方向而非专门针对具体个案问题。蒋希望推心置腹、满腔善意的自我批评与批评,能够唤醒日本良心,确保两国关系走向正常。

   但是按氏著的分析,期待两国“共谋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僵局,是蒋介石发表此篇论文的主旨”,强调“职是之故,若将此篇论文作为研究线索,似可整理出以下四个要点”:包括“第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自导自演,并非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第187页),以及“第二、商租权的长年未决”,第三、承认中国无力对抗日本,第四、日本的中国政策终必会遭受列国抵制等。对照蒋的原文可知,上述“商租权”诸点,在蒋文7点自我批评中确有涉及,但氏著的4点归纳及其“主旨”评述过于狭隘,尤其是第一点,根本背离了蒋之原意,特照录蒋之原文于下:中国当时并且有一部分人以为侵占东北只是日本军阀的主张;民间开明的舆论,必能抑制军人的猖狂。所以当时中国舆论,还纷纷揣度民政、政友两党势力的消长,以为因应之标准。岂知日本并非通常政党国家或立宪国家,而为一种由特殊阶级军阀把持一切的特殊国家。这种错误,到后来日本脱离国际联盟及五一五犬养毅白昼被刺杀之后,亦已完全证明,但在当时,却甚流行。读完蒋之原句,可知蒋之着眼点在于日本军政高层,再扩展至九一八事变缘由、关东军等现地军阀态势。蒋对于日本国家体制的深度认识与批判,甚至包含有对于日本政局突变的预感,都在白纸黑字之间,清晰了然。然而氏著却做出了相反的归纳或复述,特别是将“关东军自导自演”之论断,标记为蒋之认识基点,如此不仅误读蒋之原意,且势必造成对于双方的国家政策与战略方向的研究失误。

   还有,蒋自述对于日本从东北至华北的军事进攻与自己应对思路:“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唾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蒋喻之为“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弱军应战战略。氏著仅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做策术分析,或以“《塘沽协定》造就了前揭三方共谋制衡关东军的奇特局面”囊括之(第231页)。显然,氏著并未遵循蒋的论述线索,拘束于日方“友好”力量及其所谓“制衡关东军”等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迷失了蒋之原文所包含的政策与战略的思想主旨。

   第五、氏著对于日本蚕食侵吞中国华北权益的广田外交与广田内阁政策,给予以过分的肯定评价。广田弘毅1933年9月担任外相、1936年3月担任首相,1937年1月内阁总辞职,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并执行绞刑。但氏著笔下的描写,广田由于早年见过孙中山因而“对中国革命运动素持敬意”。广田外交意愿是“倡导‘协和’外交,主张重返国际社会,强调任期内将致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广田在任职初期所标榜的新人新政”,因而“广田的出现自然如空谷足音,给予世人无限期待”。(第236—237页)对于期间重大问题,如1935年3月配合关东军、迫使苏联缔结《中东铁路转让协定》,巩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成果,氏著描写为:“象征东亚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发展,自然对广田鼓舞甚大”,在国际上“他希望大家共襄盛举,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第238页)

   再有,广田内阁时期华北主权被日军蚕食几尽,日本在冀东地区建立傀儡政权,丰台也有日军进据,北平被围,对此空前险峻的华北危局,氏著的结论是:“战事似乎一触即发,但最后中国所失往往不多,而华北的主权,却终能在飘摇中继续维持。”(第252页)再是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部长的“天羽声明”,这是被普遍批评为外务省亚洲“门罗主义”的侵略性政策。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刊发《闲话皇帝》文章,日本外务省直接迫使上海市政府将责任者判处徒刑,曾激发中国知识界激烈抗议。还有颇受关注的“广田三原则”问题,先是中方提出外交三点要求:1?相互尊重独立与平等;2?两国要友谊交流;3?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性问题。还希望日本同意取消《上海停战协定》和《塘沽停战协定》。但广田经由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认同,要求中方实现:1?放弃所谓以夷制夷牵制日本即抵抗日本的政策;2?承认“满洲国”;3?防止赤化。日方学者新近指出:“这是因为作为交涉前提的‘原则’本身就有问题。并且,1935年下半年,交涉的环境也开始恶化。”广田三原则与中方原则悖离,蒋也批判其为灭亡中国的原则,如此怎能评价广田为亲中方人物呢?

   最关键犹如前述,广田在军部统制派的支持下,于1936年3月担任首相,先后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制定《国策基准》确定日本对外南北并进的侵略扩张方针,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构建国际法西斯轴心国框架,还有华北驻军的增强,以及制定一系列侵略华北的政治经济外交计划与政策。可以说,日本全面侵华以及发动世界大战的外交与政治突变,都是在广田内阁一年多时期内建构而成。

   基于上述史实,广田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被起诉,判决书确认“广田整个在职期间,在华的军事作战一直为内阁全体所支持”。判决其罪行共有两点: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及反人道罪,处以死刑。如果氏著对于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作出不同或相反分析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提出史料进行分析与研究。在几乎没有研究1936年广田内阁军政施策的情况下,片面描述对于广田的“世人无限期待”等友好外交形象,这有违广田这一人物的全面评价,更连带出现了对于十年南京政府时期蒋日关系的描述偏颇。

  

四、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与蒋之军政对策

  

   继十年南京政府时期蒋日关系的两章之后,氏著以第五、第六两章研究两国的全面战争以及战后的蒋日关系。开篇第一句话提示论点:“1937年7月7日所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并非日本政府的既定计划。事件之扩大,和中日两国政府都不愿妥协有关。”(第253页)在全书结论中再度指出:“七七事变并非两国刻意设计的结果。”(第396页)氏著反复强调,日本之本意在于对苏作战:“既然对苏作战已成为日本政府的既定国策,为避免两面受敌,如何改善与欧美以及中国的关系,自然也开始成为日本政府对苏作战的配套作业。”又举出1937年4月16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大臣的“四相会议”,“还为了改善中日关系,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第253—254页)总之,按氏著说法,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对华政策是以改善关系为主,两国关系是没有战争意向的和平倾向。

   氏著上述描写,没有具体界定“卢沟桥事变”是指当晚的士兵失踪与枪声还是涵盖整个事件,但从上下文看并非指当晚具体情况而是指整个事件的发生与扩展。如此,结合上下文理解氏著的论断,需要再讨论的是这几点极重要问题:日本有无发动作战制造事变的既定计划,事变扩大为战争是否也有中国方面“不愿妥协”的责任,七七事变性质是否偶然性的,日本对苏与对华作战序位关系如何,等等问题,都涉及中日关系中的根本性大事的真相探索,实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原因与责任研究。

   卢沟桥事变对于各方读者来说,并不是陌生问题。其原因研究在中日两国迄今并未达成统一见解。归纳言之大体有如下几类:第一类是中方及日本良心派学者多确认是日本炮制的阴谋事件。第二类是日本右翼方面指责中国军队打第一枪挑起战争,相同的有1987年秦郁彦提出的“蒋决心开战”那样的论点。第三类是强调当晚枪声事件可能是偶发的,但战争原因植根于日本侵略扩张政策,如安井三吉等人的论述。第四类是强调中日双方都没有大战的计划与准备,但双方都不妥协导致战争,氏著所论应属于这一类型。

关于日本的战争计划制定问题,能否化解分歧、达成统一认识,近年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做出了较好的尝试。日方报告书由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两位学者执笔,其叙述:“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当地也为进行局部解决付出了努力。但视这次冲突事件为良机,驻屯军(后来的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为打倒蒋介石政权和实现占领华北的构想,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推动了此次事件的发展。”这一论述,指出了当晚“枪声”的“偶然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日军在事变前的扩张行动的计划性,确认了日本军方的打倒蒋和侵占华北目标的存在,“驻屯军频繁进行夜间演习,这被宋哲元所率领的第二十九军视为‘挑衅行动’。”与日方论述相对应,中方指出在尚未发现当晚日军行动更直接的史料的情况下,“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中方报告书的“必然性”,即指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炮制的产物,是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勇(北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视角选择   叙事平衡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892.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