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视角选择与叙事平衡

——评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4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15: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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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该杂志文章多出自日本文献,著者队伍中看不到蒋的名字。山田指出,蒋在军事理论与政治革命精神思想方面,主要是认识孙中山等大批革命者之后在实践中获取。“不能够想象,在振武学校学习的蒋介石能够拥有写出这样专业的军事论文或者从事其编辑的能力。不妨假定,希望学习军事的蒋介石,是通过这一杂志获得了军事知识。或者说,这样学到的知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有可能成为他撰写6篇军事论文之部分内容。”

   按山田的论述,因为“参加革命运动是(蒋)留学日本的副产物,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留学目的”。在军人生活、军队纪律、养马经验等方面的锻炼与收获固然值得重视,但蒋当年在振武的思想理论学习是有限的,只能是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才有了经验体会的积累,才有了之后发表军事论文的“可能性”。对于如此事实,如果关注不足,容易造成对于蒋留学收获评判不够准确,出现夸张其所获、进而夸张其情感认识出自早年留学的偏颇倾向。

   其次是蒋的对日情感的变化原因及其变化时限问题。氏著指出1928年济南惨案是蒋“开始视日本为仇敌的起点”(第123页),其内容集中于第二章并以“北伐时期的从友变敌”为题,强调“北伐末期田中内阁种种阻挡北伐的作为,对蒋介石以及中日两国皆留下不可弥补的伤痕,尤以济南事件为最严重。”(第121页)蒋的对日情感发生颠覆性转变,双方进入“兵戎相见”(第106页)的新阶段。日本的武装干涉与济南屠城,是直接的侵略,身为北伐统帅的蒋必然愤怒。蒋在日记中称日军为“倭寇”“倭军”,每天坚持书写“雪耻”文字,直至抗战胜利。蒋对于田中的仇恨刻骨铭心,记录1929年田中死去的用语是:“日本田中义一昨晚暴卒,恶贯满盈野心家必不容于世。”(第123页)

   不过按氏著描述,济南事件之前的历史则大体属于友好范畴。包括1927年第一次北伐期间蒋下野之后,赴日42天遍访孙文革命朋友,还有日本军、政、经济各界要员,蒋以日本军校生身份,执“弟子礼”会见首相、军界长老田中义一,期望获得日方对于革命军北伐统一的理解。众所周知“蒋·田中会谈”是具有标志意义中日关系大事,氏著在“对日本的深厚情结”标题之下,指为亲善之例:“能与日本现任总理田中会面,自属殊荣,其意义之重大无庸赘言。”(第49页)结论是:“蒋介石见到田中义一后的第三天,旋即启程归国。虽然,蒋无力改变田中不欲他进军华北的既定政策,惟至少已有同日本朝野广泛交流的机会。尤其会晤众多孙中山旧日好友后,蒋意识到他们对己身继承革命的期许、对反共政策的肯定,皆成为重拾信心的泉源。这些友谊带来的温暖,尔后不仅是蒋事业的重要支柱,也酝酿了蒋对日本的深厚情结。”(第50页)

   同氏著的友好描述相对比,日本学者家近亮子的研究将该次会谈纳入非友好范围,认为是蒋对日认识改变的开端。家近指出,蒋为访日发表过《告日本国民书》(10月18日所谓“东京宣言”)等文书,要求实现“两国亲善”“共存共荣”,希望日本各界支持北伐大业。访问田中是蒋此次访日的首要目标,但迟迟未得田中的答应,直到临近归国的11月5日上午访问滨口民政党总裁之后,方获同意下午与田中会谈。会谈结果,一方面由于反共等政见支撑,“可以认为通过这次会谈,蒋和田中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赖关系”。蒋对于田中第一印象也较好。但是会谈不是蒋希望的正规方式,而是在田中私邸“非官式”会谈。所以,田中会见蒋并非友谊“殊荣”而是政治企图,并采取了拖延、怠慢方式刻意修理蒋之革命锐气。至于田中同意会见的原因,户部良一指出,田中在枢密院陈述:“对日本来说,实行比较稳健行动的蒋介石渐次巩固其基础,由此而成为打破共产派的势力”,同期日本政界不乏相同表述。

   作为蒋一生中最后一次访日,家近总结其全程收获与失望:“虽然受到了老朋友们的欢迎,但是和现职阁僚的会谈大多未能实现。和田中首相的会谈好不容易在最后阶段实现了,但其交涉事项还是搁浅了。”显然,其“友谊”“温暖”在于老友方面,还有该时期蒋与宋美龄完成婚约也使蒋感到欢欣。但是,就政治收获与两国关系而言,蒋之失望乃至全过程有着受“欺辱”“愤慨”的感觉。此外,对于期间日本媒体的操作新闻,蒋也始终“不满”。

   以上的家近等多位专家研究与氏著结论的差异,确实值得深思。蒋1927年北伐下野访日问题,既关系到蒋对日情感变化的起点考察,也直接关联着两国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变化走向,还涉及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研究诸多重大问题。众所周知,田中内阁否定政党方面的“协调外交”,推出强硬的“积极外交”侵略政策,氏著对此着墨不多,唯十分看重会谈的形式意义,以温馨的笔调描述现职日本总理与蒋会见是为“殊荣”,将其纳入“深厚情结”范畴,而忽略蒋受“欺辱”与对政治交涉的“不满”与“愤慨”。如此分析,显然是片面化了,必将导致对于蒋之对日情感、强硬派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诸多问题研究的严重失真。

  

三、 日本侵华政策源流和蒋的“敌国”认识

  

   按氏著描述,蒋顶住日本压力于1928年初步实现北伐统一,经由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氏著以第三、四两章共约130页的篇幅,描述这十年南京政府时期的日本的侵略与蒋在“敌国”意识之下所做的抵抗。其值得商榷之点,首在于日本侵华政策的源流问题,这既是认识日本侵华政策之起点,更是分析蒋日关系的前提要素。

   氏著第三章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并上溯到1907年日本制定《国防方针》,几乎没有触及更前面的问题;第四章以1935年华北事变为中心,大体截止在1936年初之前。就是说,氏著对于日方侵略政策及其战略源流的介绍,集中在1907年至1935年底、1936年初这样的有限时段之内。按氏著的问题归纳,主要是集中于第三章的日本军人“统帅权干犯”与“夺权”,少壮军人崛起与关东军割占东北等三个专题范围。

   氏著强调:“对日本而言,所谓中日对峙,两国势力之消长,不是影响全局关键之所在,反而远东地区日本与其他列强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才会攸关全局。至于远东地区权力关系的本质,则可从日本近代国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窥全貌。”(第198页)氏著推出1907年《国防方针》及其附件《国防所需兵力》为日方代表性文件。指出其要点:“甲、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氏著强调:“这是日本在战胜俄国以后,国防现代化政策下的一环,将日本的国防政策定位为以攻击代替防御,以向外扩张领域代替日本本岛防卫是日本国防白皮书的特色。在这‘攻势’论的前提下,《国防方针》的第一项就明确宣示,日本国防的最高目标是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上维持持续性扩张政策。第二项则明订日本今后作战的领域应以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为界,以不波及日本本岛为原则。”(第198—199页)

   氏著抓住该方针的进攻性质,辅之以统计表格等方式,指出中国是位居第五位之后的假想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升为美、苏之后的第三位,直到全面战争爆发仍是第三位。氏著由此而得出战略全局性判断,指出:“综合以上所述的日本国防方针演变史,可以得知蒋介石对于远东局势的观测,有相当程度的掌握。既然日本陆军是以对苏作战为目标,海军是以对美作战为布局,在日本未能降低与美苏敌对意识之前,不可能派大军进占中国,就成为蒋介石对日本国防政策长年观测所得之结论。”(第201—203页)

   从以上内容看来,氏著试图从全局角度,以日本军政当局制定《国防方针》及其假想敌等战略构想为开局,确认该时期蒋多是“在认知日本政府无意侵犯中国在先”(第156页)条件下,展开其对日与对内施政。如此叙事时段及其表述内容,带来了一系列值得商榷的问题,至少有如下五点。

   第一、遗缺了1907年之前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与发展研究。氏著以《国防方针》为起点,注明引自北冈伸一的《日本陆军和大陆政策》,而北冈著作其副标题确认的研究范围是“1906—1918”,介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陆军大陆政策。该书采用了北冈的专题研究断限法,却没有采用蒋本人的论述,也没有采用学界通行的以明治维新为起点,包含甲午、日俄战争在内的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考察时段,缺陷是显然的。《国防方针》确立之年蒋进入保定军校、第二年赴日进入振武学校,青年蒋已经以日本为侵略中国之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日本在中国“投入与企图心的旺盛,蒋一向引以为忧”。(第35页)蒋自己多有指出日本侵华是“明治当年的政策”,是为“五十年前传统的大陆政策”。如果从1907年谈起,蒋确认的“五十年”,就被腰斩了20年。

   还有,氏著试图以《国防方针》研究代替日本大陆政策研究,以“近代国防政策”的概念代替通常的“大陆政策”概念,具体描述是为“国防现代化政策下的一环”,是“以不波及日本本岛为原则”,这看似简单的词语替换,却表现了日本似乎还具有现代化进步与“防卫”正当性质。这显然容易模糊其攻击与防御,即侵略与防卫的性质判断。文中虽然指出该政策“持续性扩张”性质,但划定其范围是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对于当时日本业已驻兵中国京津地区、辛亥革命后驻兵武汉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其他侵略扩张行动,大多未在氏著考察范围。

   第二、对于近代日本军队及其军政体制的形成缺乏应有的研究。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自有其相配套的军政体制,氏著主要是从“统帅权干犯问题与日本军方的全面夺权”切入,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宪政辩论及“统帅权干犯”问题,“是以,原本是隶属于国家体制下的军队,也自此自称为‘皇军’,强调军部与天皇的直属关系”。(第135—136页)需要指出,“皇军”称谓随着30年代陆军“皇道派”的“皇国”“皇道”等概念而滥觞,但原因并非30年代军人的“自称”滥用。自明治维新“御亲兵”伊始至1889年钦赐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队始终属于皇室,政府不能染指军队,这是近代日本政治发展实态。现有大批论著业已指明,明治维新后由“御亲兵”而扩张出来的近代日本陆军,消除了幕藩兵制的地域性、分散性,实现了“中央化”,但将新建国家军队统辖于皇室,实际上背离了兵权应该遵守的主权在民以及文官制军等民主政治原则,形成为皇家私兵形态,即通称的“皇军”。所以,辨明“皇军”概念的产生与滥觞,需要考察足够的时间范围,从近代日本军制发展源流入手,但氏著对于这些内容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氏著还写到“‘统帅权干犯问题’的呈现,是打破军队中立化、国家化,军政应严守分际的关键,为1930年代掀起革命的风潮”。(第136页)这一句话有些费解,似乎是陈述此前存在过所谓“中立化、国家化”状态。氏著当然可以坚持这一观点,但是至少需要向读者提出论据,交代何时、有过怎样的“中立化、国家化”的“皇军”形态。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性结构,是由军令与军政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现任武官专任制、帷幄上奏制等一系列军国主义制度配套构成的。氏著对于该制度体系的建立过程、实际内容几乎未作交代,单挑30年代的“统帅权干犯”作为军人干政的制度性解说,难免以偏概全。还有,明治维新之后为防止民权派力量影响军队,曾订有军人不得干政诸多条规,但实际上,近代日本建军以来的历史就是军人干政的历史。总体上正如户部良一所指出的:“实际上,日本陆军在建立后的半世纪进程中,尽管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但更是政治化的军队。”亨廷顿也强调:“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为政治化(‘the most political army’in the world)的军队。”

第三、遗缺了1936年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方面军政大事的研究。氏著触及了1936年一份陆军作战计划等零星史实,但主体上是越过了1936年而进入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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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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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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