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诚信 李建华:善意取得合同效力的立法解析与逻辑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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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签订合同时对允诺人的充分履约信赖使得他无论是推定允诺人为有权处分,还是因不知其为无权处分,都足以保证善意取得之合同效力的有效。

   (23)易军:《论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法上的无权处分制度——兼论我国〈合同法〉第51条》,载《私法研究》(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24)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2004,Article 3.3 (2) and its COMMENT 2.译文参考了张玉卿主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257页。

   (25)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Article 4:102.译文参考了前引(24),张玉卿主编书,第803页。

   (26)王轶:《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其实,把善意取得定性为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取得时效)也反映出用取得时效制度解释善意取得的痕迹,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取得时效早于善意取得确定权利归属的事实。

   (27)参见前引(26),王轶文。

   (28)[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债契约之债》D.18,1,28(乌尔比安《论萨宾》第41编),丁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9)参见Maleville,Analyse raisonnée de la discussion du code civil au Conseil d'état,Paris 1805,Ⅲ,367ss以及Touillier,le droit civil far ancais,suivan I'ordre du code,巴黎,1824,第6卷,第131,108页以下。转引自刘家安:《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载《民商法纵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页。

   (30)Fenet,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 1827,XIV,193.转引自前引(29),刘家安文,第433页,注释③。

   (31)[日]我妻荣:《物权法》,有泉亨修订,岩波书店1983年,第75页。转引自前引(26),王轶文。

   (32)参见前引⑦,谢在全书,第449页。

   (33)杨代雄:《无权处分的法律效果:一个民法文化解释的视角》,载《贵州法学》2003年第3期。

   (34)[日]我妻荣:《日本物权法》,第50页。转引自尹田:《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35)前引(34),尹田文,第122页。

   (36)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日]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唐晖、钱孟珊译,朱柏松校,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62页;[日]星野英一:《日本民法概要(契约)》,姚荣涛译,刘玉中校,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15页。

   (37)参见前引(26),王轶文。

   (38)《意大利民法典》(2004年),费安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71、772页。

   (40)参见前引(20),王泽鉴书,第503页。

   (41)《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再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二重买卖》(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出租他人之物、负担行为与无权处分》(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2)《物权法》第106条之(三)的规定,“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也可以表明是对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遵奉与贯彻。

   (43)“常态的所有权变动”是指以有权处分为前提的物权变动。双方当事人之间符合物权变动模式基本要求的常态的所有权变动,买受人获得的所有权不仅能对抗出让人、其他第三人,也能对抗原权利人(原权利人与出让人往往是同一人)的返还请求。

   (44)“异态的所有权变动”在本文中是指以无权处分为前提的物权变动。

   (45)前引⑦,谢在全书,第84页。

   (46)[德]M·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47)前引⑦,谢在全书,第450页。

   (48)前引①,姚瑞光书,第101页。

   (49)即偏离了本文在法律行为(交易)基础上探讨善意取得的前提预设。在此借用王利明先生的话再次重申:“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而设定的,只有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法律才有保护的必要。”王利明:《论无权处分》,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因此,通过事实行为解释善意取得恐怕难以实现该制度目的。

   (50)参见Schwab/Prütting,Sachenrecht,S.188.转引自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对此更详细的论证还可参见前引①,田士永书,第261-262页。

   (51)前引①,姚瑞光书,第103-104页。

   (52)前引⑦,谢在全书,第458页。

   (53)杨与龄:《民法物权》,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89-90页。

   (54)王泽鉴:《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55)蔡立东:《转让合同效力与善意取得构成的立法选择——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6)参见前引①,田士永书,第261-262页、第263页、第233-234页。

   (57)“善意取得权利,虽为原始取得,然占有人与让与人间之关系,仍发生与继受取得之同一效力。”史尚宽:《论动产之善意取得》,载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集》(上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2页。由此也可反映出史先生对善意取得性质的暧昧态度。这一点在其《物权法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受让人之善意取得,性质上既非单纯之原始取得,亦非单纯之继受取得。”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58)“受让人之善意取得占有,惟可补正权原之瑕疵,即惟可补正让与人权利之欠缺。为权利取得原因之法律事实,必须客观的存在,假如无权原之瑕疵,其占有人应即可取得其动产上之权利。从而因无效行为或经撤销成为无效之法律行为,受物之交付之占有人,对于相对人之原状恢复之请求,不得主张善意取得之保护而拒绝占有物之返还。”前引(57),史尚宽书,第233页。

   (59)王轶、关淑芳:《试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3期,第29页。

   (60)前引(59),王轶、关淑芳文。

   (61)参见王少波:《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以无权处分合同法律效力的立法选择为中心》,载《理论月刊》2003年第11期。

   (62)参见吴国喆:《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及其补正——无权处分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法律关系之协调》,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63)孙宪忠先生指出“区分传来取得与原始取得的根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所发挥的作用。依据出让人的意思取得权利的,为传来取得;非根据出让人的意思取得权利的,为原始取得。”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注释①。

   (64)这往往是许多学者思考这个问题时容易忽视的。

   (65)下面两点既是对公示公信原则的实践应用,又是对该原则内容的丰富,从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证明了上文“公信原则是善意取得的内在法理基础”之论断。

   (66)“视为”与法律拟制紧密相联,是拟制在法律规定中的用语与表达。法律拟制是个立法问题,非由个人擅自而为。参见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0页之73、74。

   (67)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无权处分此时岂不是已经变成了有权处分?在法律上(包括在善意第三人的眼里)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这正是为保护信赖之人的法律拟制。应该注意的是,此处的无权处分指的是“客观”意义上的无权;此处的有权处分指的是“拟制”意义上的有权。那是否可认为这是自掘坟墓,即消灭了本文讨论的前提一无权处分,具体说就是“客观”意义上的无权处分。非也!这里并没有消灭“客观”意义上的无权处分,而是通过运用法律逻辑把它证成为“拟制”意义上的有权处分。因为,对于善意第三人来说,善意取得跟常态的权利取得(有权处分情形)并无不同,他跟原权利人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这种理解毋宁说是本文追求的理想之境。

   (68)其内容为:“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

   (69)前引(29),刘家安文,第437页。

   (70)前引(26),王轶文。

   (71)这实质上是给了原权利人一种选择权。至于在什么条件下赋予其形成权、如何行使该权利、怎样避免对善意第三人及其债权人造成不利影响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考虑。

  

   《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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