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诚信 李建华:善意取得合同效力的立法解析与逻辑证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7 次 更新时间:2017-11-12 10: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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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互负返还价金与标的物的义务。”(69)

  

   (2)善意取得合同认定为有效在法律效果上可以更好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例如,“如果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生效合同,出卖人不能取得标的物的处分权,又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时,买受人得向出卖人主张违约责任的承担。而如果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同样的情况下,该合同即为不生效的合同,出卖人应向买受人承担缔约上过失责任。比较而言,违约责任的承担比缔约上过失责任的承担,更有助于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因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是继续履行,这就使买受人保留了实现交易目的的可能;即使不能通过继续履行实现买受人的交易目的,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在司法实务中也常比缔约上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更能弥补善意交易相对人的损失。”(70)

  

   (3)善意取得合同认定为有效亦为更好地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提供了潜在途径。正是因为无权处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有效,那么当发生物已交付而无权处分人因逃匿等无法找到的情形时,为了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如请求返还标的物价款),法律可以通过赋予原权利人特定形成权的方式令他概括承受无权处分人的权利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71)该设计也避免了诸如通过不当得利等制度保护原权利人而出现的法律逻辑上的不连贯。无疑,这亦应以善意取得合同有效为前提,否则便不可能发生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

  

   综上,《物权法》第106条尽管没有提及善意取得合同的效力,但其有效认定的多种实践优势及其理论支撑要求司法实践最好如此理解。同时,从长远发展来看,为了贯彻《物权法》与《合同法》在法律适用上的统一以及在未来立法中融入先进的法律理念,最好在《物权法》中把善意取得合同明确为有效,并摒弃《合同法》中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之规定。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善意取得以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为前提,即以法律行为为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如姚瑞光先生指出,善意取得“系以双方有移转动产所有权之合意为前提,故为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自刊)1990年版,第101页。魏灵也曾说“善意取得还以交易行为为前提。”Hans Josef Wieling,Sachenrecht,Band I,Sachen,Besitz und Rechte an beweglichen Sachen,Springer Verlag,1990,Berlin,S.361.转引自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崔建远先生亦明确指出,在善意取得场合,“第三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依然是也只能是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崔建远:《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载《中国法律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清楚了这一点,本文有关转让合同效力的讨论才有意义。因为由非法律行为(如继承、政府行为、法院判决等)引起的物权变动,不会发生善意取得问题。这一点亦可参见王泽鉴的《不动产抵押权之善意取得》(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②转让合同不属于无效或者被撤销,参见《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一次审议稿)中第101条之(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2年1月28日印。

   ③如善意取得的性质(原始取得抑或继受取得)、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等问题。

   ④因为,如果权利人予以追认,转让合同便有效,另外规定有效便没有实际意义;如果权利人不予追认,转让合同便是无效,有效和无效截然对立而无法并存。或许把一次审议稿的该规定理解为转让合同的效力待定更为合理,即转让合同除了存在处分权方面的瑕疵(即存在无效及可撤销事由)以外,其效力为效力待定(从而也符合《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问题是,它为何不直接这样规定呢?总之,一次审议稿的规定非常模糊。

   ⑤例如,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尚未支付价款,那么无权处分人对善意第三人的支付请求依据是什么?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的标的物有质量瑕疵,那么他对无权处分人请求瑕疵担保的依据又是什么?转让合同的不同效力决定了在当事人保护上的差异。

   ⑥把《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理解为效力待定合同,学术界并无多大争议。问题是,效力待定的是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

   ⑦这种理解取决于承认我国《物权法》采用的一般物权变动模式为债权形式主义。本文所理解的债权形式主义采取了债权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相区分的原则,可用公式表示为“有效的债权合同+公示行为=所有权变动”。尽管持形式主义下的折衷主义观点认为公示行为中包含物权行为(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修订三版),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92页),持混合式的折衷主义观点认为公示行为、甚至债权行为中亦包含物权行为(参见彭诚信:《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下),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这是笔者对本人观点的概括),但只要它们不让物权行为独立且否认其无因性,那么它们就跟纯粹的债权形式主义观点无实质差异。即从外在表现上完全可以把除物权形式主义之外的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中的“善意取得合同”理解为债权合同,而且物权变动不能仅依据有效的债权合同引起,还需要公示手段作为外在形式(区分原则);没有物权变动虽然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有效,但若发生物权变动却必须以债权合同有效为前提(有因性)。本文使用的区分原则跟一般意义上所指的“负担(债权)行为和处分(物权)行为的区分”不同,而是指“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的区分”。需要说明的是,就承认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上,无论债权形式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如孙宪忠先生所言,“目前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论,基本上持肯定的看法。”争议主要在于“物权法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应否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⑧这里首先需要纠正一个误解,即无权处分行为既然符合了物权变动模式,所有权便发生变动,从而没有适用善意取得的余地。

   ⑨毫无疑问,无权处分行为不是主体要件所要考虑的因素,那么它跟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违反是否相关?答案是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

   ⑩关于有效(含有条件的无效)情形。例如,心里保留行为便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除非相对人得知才可能发生无效的后果(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6条、《日本民法典》第93条、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6条)。如果相对人得知而仍为意思表示,便构成虚伪行为,仍不必然导致合同直接无效。

   (11)王泽鉴:《给付不能》,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

   (12)[美]莫顿·J·霍维茨:《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谢鸿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3)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6条、《日本民法典》第93条、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6条。

   (14)参见《日本民法典》第94条、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7条。

   (15)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7条、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7条。

   (16)合同自由的价值追求亦可以从法律赋予不符合生效要件之合同不同效力的制度基础中表现出来。一般说来,可撤销合同中撤销权的赋予是以撤销权人能够意识到合同内容,但该内容违反其真实意图为前提。效力待定合同中追认权的赋予是以因限制行为人有对合同内容不能充分意识之可能,从而让其法定代理人从外部把关而最大限度实现其真实意图为前提。法律赋予不符合生效要件之合同直接有效或无效是以所要保护的主体无意识或者意识能力不充分为前提(因其意识不到合同内容,也就无所谓违反其真实意志)。从内容上看,法律保护或者实现的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真实;而从本质看,实现的则是当事人的意志自由。毕竟,法律的价值取向是,只有穷尽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之后,才会采用直接赋予合同终极效力的方式。

   (17)本文曾试图证明在恶意无权处分的情形下,应赋予善意第三人撤销权。理由在于:尽管无权处分人的恶意对受允诺人(买受人)来说没有影响,但若买受人想从该合同关系中摆脱出来(比如该标的物是买受人好朋友遗失的或者为摆脱原权利人的纠缠),直接有效的规定恰恰限制了买受人的自由。如果赋予信赖主体选择权,而不是令该合同直接有效,可能更有利于保护信赖之人的利益。此即,法律若真要保护善意第三人,合同效力的选择权恰恰应赋给他,而不是赋予原权利人(效力待定的观点)。在可撤销效力下,买受人若想取得所有权,便不会行使撤销权,转让合同依然是有效的。这样理解的一个好处是,法律给了善意第三人一种选择权,即如果买受人不想取得他人之物的所有权,可以行使撤销权而令买卖合同无效,从而排除了善意取得的适用。

   (18)如王闯先生指出,即使买受人明知买卖标的物属于他人所有,买卖合同也仍然有效。原因在于,基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第52条以及相关规定,买受人的善意并不是合同的生效要件。而且这跟恶意串通情形亦有差别,因为出卖人与买受人都有接受其意思表示约束的真意。恶意串通的成立不仅要求双方都具恶意,而且要求双方之间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和目的指向。所以,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原则上并不必然因双方当事人明知而受影响。当然,如果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违反《合同法》第52条各项规定的,则合同当然无效。但此时合同无效,并非因出卖他人之物而无效,而是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和强行性规定而无效。参见王闯:《试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兼释合同法第132条与第51条之间的关系》,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王泽鉴先生亦明确指出:“无论出卖他人之物,或无权处分,其效力均不因买受人(受让人)之恶意或善意而受影响。买受人明知买卖标的物系属他人所有,其买卖契约仍为有效。”王泽鉴:《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19)无权处分人最后不但会把物返还给原权利人,而且还要向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

   (20)从王泽鉴先生拟设的一则案例中,也可以得出明知他人无处分权并不影响债权合同效力的结论。该例中,丙明知乙出卖给他的布料是其侵占甲的,但并不妨碍“此项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契约有效”。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案例见该书第238页。

   (21)这种情形跟虚伪行为不同。虚伪行为仅是掩盖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但这种掩盖并不一定影响他人利益。法律才因此肯定其中隐藏的法律行为效力,或者为了保护第三人也可令其有效。买受人明知出卖人无权处分且怀有损害原权利人的恶意而签约,尽管不会导致善意取得,但有时也会给原权利人乃至社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或产生一些潜在危害。例如,从原权利人的角度说,可能会因为买受人的恶意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害;从社会的角度说,有鼓励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可能。法律因此不应赋予这类合同生效效力。

(22)尤其是,当买受人基于善意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时,转让合同必然是有效的。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足以证明买受人在签订合同时不知相对人无权处分这个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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