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诚信 李建华:善意取得合同效力的立法解析与逻辑证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8 次 更新时间:2017-11-12 10: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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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债权合同便应该有效;第三,由于无权处分行为不影响合同效力,善意取得合同自然亦为有效。于是,债权形式主义的本来要求与善意取得合同的应然效力便实现了“有效”对接。由此,对于债权形式主义下善意取得合同的效力,我们没有理由不选择有效的理解。

  

   总之,对于善意取得合同之效力,“有效”是遵循所有物权变动模式的逻辑选择,“无效”则是背离所有物权变动模式的反逻辑选择。“有效”只能使得买受人依据一般物权变动模式取得“相对绝对的占有权”,但它还不能充分对抗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能够实现这一功能的,便是善意取得制度。

  

   三、善意取得合同的有效性与善意取得物权对世性基础(公示公信力)的关系

  

   如果说善意取得合同主要解决的是善意第三人(受让人)与无权处分人(转让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话,那么,公示公信力主要解决的便是善意第三人与除无权处分人之外的其他第三人(包括原所有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双重机制:善意取得合同的有效和公示公信力

  

   如果说善意取得合同有效使得善意第三人取得对标的物的有权占有的话,那么,对于标的物的所有权取得依然需要公示公信力,惟此才能对抗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与常态的所有权变动(43)不同,异态的所有权变动(44)即便遵循一般物权变动模式,它仍然需要公示公信力的支持才能最终保护善意第三人。

  

   毕竟,在仅符合一般物权变动模式的条件下,善意第三人获得的有权占有仅是“相对绝对的占有权”。它尽管能对抗出让人,且也能对抗其他(原所有权人除外)第三人的返还请求,但它并不能对抗原权利人。物权变动规则本身并不能直接让买受人取得出让人无权处分的物。若要达到该目的,那就只能在物权变动规则之外寻找理由。该理由就是动产占有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只有公示行为具备公信力,第三人才能取得绝对的所有权。否则,第三人取得的“相对绝对的占有权”便非绝对,即不能对抗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因此,如果说物权变动规则主要解决的是常态所有权处分如何“变动(从买受人的角度就是取得)”的话,那么善意取得的本质内涵就是通过证成异态所有权处分情形下的“变动(从买受人的角度亦是真正的取得)”以对抗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公示公信力才是对抗原权利人原物返还请求权的真正法理基础。它的适用条件也正是以转让人的无权处分为前提。

  

   (二)公示公信力适用的特定性与普遍性

  

   1.公示公信力适用的特定性。严格说来,公示公信力是在依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一致时,为保护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示的物权状态进行交易的行为人,法律赋予其具有与真实物权状态相同的法律效果。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一致的情形表现为:(1)公示方法表示某人有某物权,实际上该物权属于其他人,但在法律上只能推定其为真正的权利人。例如,手机的占有人出卖的是其朋友的手机,在法律上只能推定它是出卖人的。再如,土地登记簿上登记的某一土地使用权人为甲,真正的权利人实际上是丙,但在法律上只能推定甲为真正的权利人。(2)公示方法表示除了已公示的物权外,没有其他物权存在,若实际上有其他物权存在,在法律上只能推定没有此项他物权。例如,某一房屋上存在丁的抵押权,但其登记被错误涂销,对于善意第三人来说,只能认为该抵押权在法律上不存在。

  

   对于普通动产来说,只能以占有作为公示手段,且必然赋予其推定力与公信力,才能保障动产的顺畅流转。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立法例,都必须承认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对于不动产来说,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立法例也都承认登记的推定力与公信力。如《德国民法典》第891条规定:“(1)在土地登记簿上,某项权利被为某人的利益而登记的,推定此人享有该项权利。(2)在土地登记簿上,某项已登记的权利被涂销的,推定该项权利不存在。”《瑞士民法典》第937条1款规定:“已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不动产,对其占有权利的推定及占有诉权,仅属于登记人。”

  

   2.公示公信力适用的普遍性。需要强调的是,公信原则不仅对保护无权处分情形下的善意第三人有益,而且对于鼓励常态交易也具有重要作用。有了公信制度,当事人便不必过多地担心处分人是否为真正的权利人而对交易犹豫不决,特别是当事人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标的物的权利状态,从而可以节省交易成本、迅速达成交易。

  

   (三)公示公信力与善意取得关系的再认识

  

   公示公信力尽管在法律上对所有的买受人都适用,即所有人都可基于对公示内容的推断进行交易,但实际上它主要保护善意第三人。只要买受人出于善意,即便公示内容与真实权利不一致,法律也保护其推断。在制度的外在价值表现上,公示公信力与善意取得并无本质区别。善意取得同样是指第三人基于对公示内容的外在判断进行交易,只要其出于善意,即使相对人是无权处分,他仍可以确定地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公示公信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存在本质上的联系,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谢在全先生说:“公信原则使公示方法具有保护从事物权行为之善意第三人之效力,即为公信力。”(45)如果要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两者的关系,那么可以概括为:善意取得是公信原则的外在制度表现,公信原则是善意取得的内在法理基础。

  

   许多学者的论证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如沃尔夫指出:“土地登记簿公信力的结果是善意取得人取得权利,好像土地登记簿中登记的法律状况就是实际的法律状况一样。”(46)谢在全先生说:“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交易安全与便利之确保上,而占有之公信力仍为其不可欠缺之基础。”“亦即善意取得与民法之表见代理等制度同,乃植基于信赖保护原则之权利外观原则或称为权利外观理论。”(47)姚瑞光先生亦曾言:“善意取得制度之基础,在于占有之公信力。故必须受让人信赖让与人占有动产即为动产之所有人,而善意向之受让,始受法律之保护(此可称为信赖有权处分说)。”(48)

  

   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目的和制度价值是一致的。从内在看,该制度是在解释第三人如何能够从无权处分人处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从外在看,是在解释善意第三人取得的物权如何能够阻断原所有权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

  

   (四)善意取得(公信力)制度与物权变动模式的关系

  

   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是解释买受人如何能够取得所有权(主要针对常态情形),善意取得主要是解释善意买受人取得的“相对绝对的占有权”(主要针对异态情形)如何能够对抗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从而上升为完整的所有权。至于善意取得是否一定要遵循常态情形下的物权变动模式,答案是未必。这完全是一种制度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亦为一种价值选择。

  

   正如上文所述,善意取得与物权变动模式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在一国民法制度范围内,善意取得若遵循一般物权变动模式的话,许多问题的论证至少要顺畅得多,整个物权变动的制度结构、逻辑思路也会在物权法内协调一致。这一点可以通过公示公信力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适用予以说明。

  

   (1)遵循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公示公信力的适用。在此情形下,买受人的所有权取得首先符合一般物权变动的要件,然后才是借助公示公信力确保自己的权利取得可以对抗所有人,包括原权利人。符合了债权形式主义的基本要求,也就意味着善意取得合同是“有效”的。

  

   (2)不遵循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公示公信力的适用。在此情形下,买受人的所有权取得因不符合一般物权变动要件,具体表现就是善意取得合同为“无效”,其权利取得只能完全依靠公示公信力对抗所有人,包括原权利人。这种解释的难点在于:第一,由于买受人的所有权取得不符合物权变动的一般要件,造成他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此时,买受人的权利取得连对抗无权处分人的资格都不具备(例如无权处分人可基于合同无效请求买受人返还占有物),用公示公信力直接对抗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更是无从谈起。毕竟,公示公信力是首先适用于买受人与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买受人若没有“取得”对抗出卖人和第三人的权利基础,又何来对抗原权利人。这种论证逻辑不连贯且显唐突。第二,尽管也可以牵强解释为,善意取得是一种不需要买卖合同有效就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特殊变动模式,并借助公示公信力来确保买受人的权利取得。且不说这种论证打乱了一部法典内一般物权变动模式的统一结构,造成物权法内部权利变动模式的不和谐,就是与把善意取得归于因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前提也不相符。既然在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前提下讨论善意取得,那就应该遵从无权处分行为对法律行为(转让合同)效力的当然影响,而不应专横或想当然地直接把善意取得合同认定为无效。何况“无效”也不能获得基于合同生效要件和物权变动基本原理的支持。第三,干脆把买受人的权利取得完全解释成一种事实行为,借助法律的直接规定取得所有权。若如此解释,那么研究买受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便不再有实际意义。它应该重点研究善意取得作为事实行为的要件构成,而不必探讨合同的成立、生效乃至违约等等。这样的解释或许能够解决一定问题,那就需要在法律行为之外重新建构一系列规则,但这已经偏离此处讨论的轨道。(49)

  

   总之,尽管善意取得与物权变动模式并无必然联系,但遵守本国一般物权变动模式却是其最优选择。遵循物权变动模式的逻辑结果必然是“转让合同有效”。如此理解善意取得,整个论证思路与论证逻辑要顺畅得多。

  

   四、善意取得合同的有效性与善意取得性质的重新认定

  

   (一)善意取得性质的重新认定——继受性

  

   善意取得遵守一般物权变动模式之逻辑结果为“转让合同有效”的法律选择,决定了其具有继受取得的属性。一般物权变动模式是以意思表示为存在前提,作为权利继受与意思传承的继受取得一般是当事人法律行为的结果。此时的善意取得至少在意思传承的意义上表现出了继受性质的一面。

  

一些学者指出的理由尽管和笔者不尽相同,却也赞同善意取得的继受性质。如有学者指出,善意取得的所有权“系基于让与行为(物权行为),与因时效取得、先占或添附而取得所有权,尚有不同。……法律所补足的,系让与人处分权之欠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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