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 次 更新时间:2017-11-11 2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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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  
意志的中介作用表现在:推出计算时间价值的手段、运用就随机结果签约的能力以及建立一个允许转让金融权利的法律框架。可以说,金融创新本质上是人类追求自然历史化的意志显现,是人类据自身实践需要而不断开拓生存时空资源的诉求。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生存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类可以自觉运用历史时间来超越自然进化时间的极限,未来的时间价值被发现,其积极意义正在于对物的原在性生存世界的改造并超越:首先,超越物所定在的时间价值——物的自然属性一旦被框定在受意志支配的历史时间坐标中,一种交换所有权的抽象符号——货币观念,将当下实物财产的索取权锁定在彼此契约的未来效益的预期中,自由意志的外在物(产权)的交换,“未来”在人的自由意志的运作下,当下占有权的被动性被激活,它可以提前支付或索取,占有权的时效性被改变,它可以使价值发生跨时期转移。人的自由意志在历史时间坐标中获得“当下与未来”、“未来与当下”的双向延展。康德曾高度评价人类拥有支配未来能力的理性智慧。他指出:“理性的第三步便是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不是单纯享受目前一瞬间的生活而是要使自己面向将来的、往往是异常之遥远的时代的这种能力,乃是人类的优越性之最有决定性的标志,它使人类根据自己的天职在准备着遥远的目的;——然而它同时也是无从确定的未来所引起的忧虑和愁苦的无穷无尽的根源,而那却是一切动物都可以免除的。”(16)实际上,人类对未来的认知和运筹的能力,时下已大大超越了康德所理解的“优越性”:一是未来已不是主客体之间的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而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二是深入到未来的实质性领域——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变化律的把控,近代的机器思维能力远不及当今的智能化运筹工具能力;三是未来已成为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部分,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可移动的箱体”。其次,超越物所定在的空间价值——它是就未来的偶然结果达成的契约。人类不是僵化无助地等待未来的裁定,而是积极运筹并能动创造未来命运。“或有权利”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本质,它可以通过套期保值规避未来风险,不仅为人类应对直接的、可预见的风险提供了工具,而且还为人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工具。尤其是通过金融衍生品技术的运用,使未来的风险得到分解、对冲和交易。(2)金融又可以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融是货币交易中所承认的“物同视”,(17)它的发展给人类生存意志带来挑战,在社会经济事务中金融产生的宏观效应并引发的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直接对个体心理气质产生刺激和影响。如中国股市现代性发育对亿万股民和基民的心理气质的影响。第二,金融与意志是相互独立的范畴,金融的实在性与精神的实在性的对立,是物性与灵性的对立,逐利欲望与自由意志的对立。精神自由是无所阻碍而表达出的概念,而金融所充盈的自由是金钱式自由,就它的负面作用而言,如西美尔指出的,“消极自由”不过是金钱式自由,在看似相当自由的外表下隐藏的是生命的空虚和无聊,和最终的混乱。(18)当然,金融所承载的价值作为主观意志的客观化,反过来又对(生活)主体产生制约作用。一方面构成客观价值的心理事实,诉求着主观价值与之相统一;另一方面多样的、碎片式的金融工具形式与更为深刻的精神的整体主义诉求必然构成矛盾关系,金融价值在逻辑本质上与意义世界价值的逻辑迥然不同。

  

   三、“金融化世界”的精神现象学分析

  

   金融与精神的关系早在中世纪就被神学家们理解为金融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金融与宗教的冲突主要是因为贷款一词与生命一词的相似。英语中“金融”一词源于古法语,与“结束”一词有着相同的词根。在14世纪,金融是指最后的清算。随着现代性的发育和推动,当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金融不再意味着生命的终极结算,而是生命的最具有价值的追求和显现。公允而论,金融的正常体验与人的精神世界有着积极的适应关系,但过度充盈的金融意志、行为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已构成现代人必须与自己进行自我交战的深刻根源。

   (一)人类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导致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难以通融。生命的本真意义被追求一种价值通约的“可转让性”所贯通。狄尔泰指出:“精神脉络具有某种目的论特征。只要心灵通过痛苦和快乐学到某种具有价值的东西,它就会通过注意过程、通过选择过程和对各种印象的详细陈述、通过斗争、通过意志活动、通过对它那些目标进行选择,以及通过寻求实现它那些目的的手段,作出自己的反应。”(19)显然,个体生命所具有的内在精神结构,既涉及外部事物所具有的各种价值,也涉及生命所具有的各种价值,更涉及生存世界的意义和理解。通常而论,外部世界构成的整体往往作为对于某种内在的东西的表达而显现出来,有的会形成某种内在的神圣成分,内化为个体生命的生存意志、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资本金融的逻辑进入个体生命的精神结构主要来自两种“化合反应”。一是金融逐利与人性贪婪的契合,导致人的内在精神朝着货币化、资本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不可否认,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程式已离不开现代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的支撑,更灵活的财富管理、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更多样的需求选择等等,这是生存质量重大提升的显现。但另一方面,资本金融的偏好——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会导致人性的裂变。金钱本身并非生来即坏,但对它追求过甚就会产生物欲化的金钱拜物教,产生单向度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与批判。金融的内在自然癖性——逐利(套利),与人性的内在本质——自私与贪婪,两极相通,生存主体和个性都会由此变成事物、变成物品、变成客体。二是过度的“衍生化”金融偏好与人性嗜赌的契合,导致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沉浸在“投资—交易—风险”的生存范式中:生命的定在,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票流转、资金流转、数字流转而固化、而激活、而冲动、而沮丧,这种充满着风险的游戏最能产生生命的节奏感和抗争力,但也会带来精神的堕落性、奴役性和分裂性。精神的无限性变成十分狭隘的有限性;精神的思辨知性被退化为单纯工具主义的感性;精神的丰富性被衰减为单维的物欲性。

   个体生命“金融内化”,尽管能体验生命自身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生命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转换过程,但如果每天都把生命搁置在关涉瞬间的丰裕回报或巨大财产损失的“读秒抉择”体验中,过度丰盈的欢乐或痛苦,定会招致精神的如此悲剧:精神超越世俗的秉性变得极端脆弱、极端无能、极端异化。被称为“华尔街巨熊”的国际股神利弗莫尔,从事股票操作长达48年,历经无数次兴衰起伏、破产与巨大成功。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最终导致他走向自杀。当一个人的精神信仰不足以支撑他的巨大欲望时,走火入魔就是他的不归之路。如哲学家柏格森所言:“我们的思维,就其纯粹的逻辑形式而言,并不能阐明生命的真正本质,不能阐明进化运动的深刻意义。既然我们的思维是由生命在确定的环境下为了作用于确定的事物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只是生命的一种流溢或一种外貌,它怎能把握整个生命?”(20)应当说,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蔓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框架中,必然使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与人类精神持有的“整体性自由”发生严重冲突。金融化所承载的世俗性,被理解为当今生活世界新的“基督性”:金融即财富,它拥有着神灵般的想象,宙斯般的力量,拥有它便拥有了通约世界的至高权力,同样也就拥有了在瞬间将荒芜的土地变成价值连城的“金字塔”的机会。掌握资本金融工具,便掌握了一切话语权,掌握了用金融手段左右经济、价格和价值再分配的权力。显然,生命“金融内化”的严重后果在于:它直接导致人类对生命意义及价值认知的颠倒,金融转让价值似乎永远高于生命价值。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对“财产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哲学信条作出深刻批判。他指出:“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生命既被剥夺,他的全部自由也就被否定了。”(21)因此,生命的价值高于所有权的价值,生命构成了一个比所有权更高的绝对价值。生命作为人格的定在,它是自由的最实质性根据:“那些构成我的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实体性的规定,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享受这种福利的权利也永远不会失效。”(22)因为生命“所享有的权利不因时效而消灭,因为我借以占有我的人格和实体性的本质使我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的人的那种行为,正好从这些规定中除去了外在性……”(23)黑格尔的观点很清晰:在货币化、资本化生存世界里,从神性走向俗性的现代性在发育,人类生命的整体性受到挑战,一方面要积极接纳追求经济性的世俗社会,另一方面更要高扬追求彻底自由的批判精神。可是,难以超越的是:现代性主张主体性与物欲的关联,而不是与“整体性自由”的关联。

   康德提示人类:人是目的,人就是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这一深刻的哲学理念,已成为理解人类精神持有的“整体性自由”内涵的逻辑前提。它植根于文明历史进化的需要之中,是人类由人性的利己主义倾向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化倾向进化的历史禀赋,因而也是“道德的整体”和实践原则。“整体性自由”来自人性中高度私向化行为受阻而被迫产生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人类正不断接受个人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欲心的挑战,不断创造一种更高的“生存境界”,从而推动人类不断实现自由计划。从历史哲学的维度来理解金融现象的逻辑,人类相关活动实存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公理。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本质上割裂了两者关系:只注重特殊性,否弃了普遍性。实际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普遍性是特殊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应该充分肯定感性的个体及私欲的特殊性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对金融行为的个人动力学原理予以高度重视,个人乃是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之混合体存在的根基,充分理解恶的历史作用的具体性、可感性和自我性,没有因个人私欲、利己动机引发的金融活动中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冲动、一切激情,整体主义的普遍性就会成为毫无生命、毫无真实存在的空洞幻想。另一方面,特殊性应当接受普遍性的规制和导引,唯有“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特殊性是否促进它的福利的唯一尺度”。(24)这里有两个重要理念:第一,普遍性是特殊性的类本质。马克思指出:“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25)人的类本质包括欲望的需要,更包括精神的自我认知诉求,金融架构越是隐性地侵入人的灵魂,改变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的本质就会逐渐向经济的物的世界转移。人不能按照事物的种的尺度来生产并创造对象化世界,相反,金融尺度本身定义了人本质的规定性。第二,特殊性只有在普遍性中才能达到真理。特殊的东西只有把自己提高到普遍的形式,才能获得它的生存。此真理有三个重要原则:一是追求利他主义原则;二是追求社会化(社会责任意识)原则;三是追求共有的制度文明原则。在现实的社会中,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创设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应当以人类的利他品性为核心,本质地说,金融的原在性有着更为宏阔的美学境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指出,“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它为我们构成一生中日复一日的各种活动提供资助。这些目标明确的活动本身都具有美感……正是在为人类所有的活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也就是为一个拥有为所有成员所分享的富饶和多元化的合约的人类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金融才体现出其最真实的美丽。”(26)因此,狭隘的自利动机,极端的敛财心理,不道德的金融欺诈,失去社会责任的种种行为,包括刻板的金融职业习俗,都是与金融的真正本质相背离的。

显然,生命的意义体验与金融规制的过程体验相互渗透,如果让精神世界完全服从市场命令,服从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的行为节奏的召唤,它将招致人类的精神堕落或毁灭。自由是精神性的深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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