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何谓生命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0 次 更新时间:2017-10-15 17: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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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超越美学”与“生命美学”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现象学与存在论的不同。

  

   具体而言,从生命美学而言,审美哲学意味着生命与美的结盟。

  

   这一点,在我的《生命美学》一书中有着大量的讨论,例如,生命美学是“以人类的自身生命作为现代视界的美学”。(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生命美学,“要追问的是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即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这一根本问题。”(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生命美学’,意味着一种以探索生命的存在与超越为旨归的美学。”(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此处不再赘述。

  

   而在西方美学史中,从柏拉图到康德,“生命”与“美”都是截然对立的。彻底打破“生命”与“美”的界限,开始从审美去探究生命的秘密,在西方,是从尼采开始的。从此,审美对象不再仅仅是艺术,而成为全部的生命。所谓审美活动,无非是生命的凝练与强化。由此,美学溢出了“艺术”和“美”的藩篱。中国古代美学是如此,西方现代美学(尼采开始的)也是如此。

  

   事实上,审美活动就是生命活动。生命自己生成自己、自己推动自己、自己创生自己、也自己毁灭自己,这一切岂不是都与审美活动十分相似?因此,审美活动与生命活动其实就是同一个东西,也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这就是说:从生命活动的角度看,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的最高存在;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生命活动则是审美活动的存在源头。

  

   在此意义上,从人的生命活动出发去考察人类的审美与艺术,就是所谓的生命美学(我希望:关于生命美学的这个定义,能够得到所有生命美学的提倡者的认同!)。

  

   胡塞尔在1906年的日记中强调:“只有一个需要使我念念不忘:我必须赢得清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除非我相信我会达到清晰性,否则我是不能活下去的。”(引自斯皮尔伯格:《现象学运动》,汪炳文等译,第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对于美学而言,也是如此,我们的美学也必须“赢得清晰性”,否则,我们就“不能生活”,也“不能活下去”。

  

   而“审美哲学”,应该就是我们所首先为自己所“赢得”的得以安身立命的学科的“清晰性”。

  

   三、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审美形而上学

  

   具体来看,就审美哲学的根本取向(的深度)来说,生命美学更加偏重于审美形而上学,侧重的是哲学功能的补充。

  

   在这方面,生命美学关注的是:诗与思的对话

  

   在1997年出版的《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中,我对于生命美学提出的“诗与思的对话”这样一个重要领域,以三十万字的篇幅,做出了详尽的讨论。

  

   确实,形而上学是人类的宿命。康德提示说:“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3页)然而,我们的美学研究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忽视了这一宿命。

  

   固然,过去形而上学确实问题重重。我们知道,因瓦根在《形而上学》中曾经指出:形而上学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世界最一般特征是什么?第二,为什么世界存在?第三,在世界中我们的位置是什么?(该书,第5页)在此基础上,传统的美学建构起了自己的大厦。这就是所谓“美学形而上学”和“艺术形而上学”。其中,“理念”、“神”、“绝对精神”,是根本之根本。也因此,柏拉图才大力推崇美而贬低艺术,也才大力推进自己的“美本体”的美学,亦即脱离现象而追求本质的美学,至于此后二千年的美学,则几乎就是他的美学的注释。也因此,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必须抛弃的,但是,这却丝毫也不意味着对于形而上学重建工作的忽视(甚至,我们对海德格尔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也没有给以足够重视,人们津津乐道的,也是海德格尔与现象学,而不是与形而上学的重建)。“对于形而上学的怀疑,怀疑形而上学可能是一个幻觉,自从康德的时代以来,就一直是欧洲思想的一个特征。”当今“是要尝试着表明形而上学并不是一项可疑的事业。”(因瓦根:《形而上学》第13页)“不管这条路上布满了怎样的障碍,形而上学总是能够设法重建自身。”((美)格拉切:《形而上学及其任务》,陶秀璈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不论人们会否意识到这点,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所有的思想也都包含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总之,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美)格拉切:《形而上学及其任务》,陶秀璈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形而上学的克服。那种简单地将形而上学看作垃圾或者无意义的废物,不惜加以嘲笑、贬斥的做法,那种以为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永远结束形而上学的做法,都是一种学术上的十分可笑的幼稚病。我们将会看到,在每一次我们宣布已经结束了形而上学之后,它都会在我们宣布之后立即神奇地重现,尽管可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改头换面的方式。何况,形而上学当然是不可能超越文明、超越历史的,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衰微其实都是与任何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的衰微直接关联的。因此,“将形而上学从欧洲人的心灵中根除的同时,科学和文明也将被根除。([英]科林伍德:《形而上学导论》,龚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也因此,形而上学的重建,也就深刻地关涉到现代文明的建构。重建新文明,必须从重建形而上学开始。重建中国的新文明,必须从重建中国的新的形而上学开始。

  

   当然,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出的对于形而上学的克服。确实,对于形而上学的衰微而言,重要的显然不是取消形而上学,而是克服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自己就正是因此才会宣称:他的“存在论的分析工作应当为那‘包含在人的本性中的’形而上学准备基础。基始存在论就是人的亲在的形而上学,而只有人的亲在的形而上学才能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而且,海德格尔也确实目光如炬,他毕生的工作竟然是从透过传统形而上学的的“运思”领域背后的所“未思”的领域。这就在一本书叫做《形而上学是什么》第五版的导言中所说的:“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显然,海德格尔所思考的当然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曾经“运思”的那个领域,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会掉头而去,而恰恰意味着他不畏艰险,直探底蕴,去“运思”传统形而上学背后的那个更深的领域。只是,这个领域在过去是被传统形而上学所遮蔽乃至遗忘的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海德格尔所“运思”的,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所不去“运思”的领域:此在的形而上学。而且,“哲学就是在这些问题中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历史使命。所以,形而上学就是表示真正哲学的别称。”(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38页)因为“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使形而上学运转起来,而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获得自身,并且才获得其明确的任务。”(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0-141页)于是,形而上学作为美学,才是可能的。

  

   美学之为美学,正是源于人之为人的形而上的“强力意志”(尼采)、“形而上的反抗”(加缪),人的“西西弗精神“(加缪)。在审美与艺术中,人得以凭借尽可能多的体验以取代昔日的对于终极意义的追问,尼采因此才认为:艺术是更加本质的现象,真理反而不是(把尼采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实属海德格尔的一个创见)。因此,审美与艺术也就禀赋了在理解人的本质之时的优先性。于是,审美与艺术也就自然要比道德、比真理都更加根本;审美与艺术也就自然要成为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由此,审美与艺术也就必须要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这,当然就是审美形而上学的应运而生。

  

   当然,这也就是生命美学往往要视尼采为最新的首倡者的根本原因。尼采经常用的“艺术形而上学”、“审美形而上学”、“艺术家的形而上学”、“至深至广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艺术”。“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48页)“艺术不只是对自然现实的模仿,而且是对自然现实的一种形而上补充,是作为对自然现实的征服而置于其旁的。”“艺术这种形而上的美化目的。”(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84页)“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毁于真理。”(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25页),等等,都应该是人类最早的洞见。

  

   至于伊格尔顿,则更是所有美学家们的共同感受:“哲学……现在已变得无家可归,四处漂泊,它们寻求着一片蔽身的瓦顶,终至在艺术的话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倘若艺术的话语现在要来扮演原先被哲学所扮演的权威性角色一一如果它必须回过头来对存在的意义以及艺术的意义等问题加以回答,那么它就必须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身的地位,把哲学从其传统的王座上罢黜下去。尼采和海德格尔正是因此而越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而回到了谢林那里一一谢林认为哲学在艺术中发展到了极致。

  

   这样,在历经了相当长的时期对于忽形而上学的忽视之后,在现时代,这一形而上学的重建的工作,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美学的肩上。当然,这就是审美形而上学的任务。

  

卡西尔指出:“把诗哲学化,把哲学诗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卡西尔。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第16页)“从尼采之后的哲学家,诸如维特根斯坦和海徳格尔……都卷入了柏拉图所发动的哲学与诗之争辩中,而两者最后都试图拟就光荣而体面的条件,让哲学向诗投降。”(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啇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页)阿瑟.丹徒则总结说:这场复杂的侵犯是哲学从未有过、以后也未曾见到的意义深远的胜利,自此以后,哲学史便在两种选择中跳来跳去:一是试图做分析,使艺术认识论化,继而诋毁艺术;一是允许艺术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即承认艺术作着哲学自身所做的事情,不过做得笨手笨脚而已。”转引自马克.爱徳蒙森:《文学与对抗哲学一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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