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2 次 更新时间:2017-09-22 14: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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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这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地把握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内部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力资本的累积方式,不但为探索后续的经济奇迹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发展模式”[6]。从健康方面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健康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彻底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大幅度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80年代早期的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这些成就,都不但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而且很多指标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接近某些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在70年代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和社会成员的健康与教育水平联系紧密,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明显低于相同经济水平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家庭减少了通过多生育子女来提高子女存活数量的激励,而妇女地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和科学避孕技术的采用是生育率下降的另一组重要原因。节育、教育、健康在伴随着妇女解放的过程中螺旋式上升,在性别和代际间不断改善人力资本的存量[7]。从教育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成效显著,农村青壮年文盲率大为降低,由新中国成立时的80%左右降低到15%左右,而改革开放初期印度的文盲率为60%。在正规教育方面,1949年中国小学入学率在25%左右,而到改革开放初期,学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90%左右,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高达93%,接近工业化国家水平,其中小学生中45%为女生;中国拥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8]。1978年之前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反观80年代之后,在人力资本的某些方面(比如农村医疗体系、人均健康水平、基础教育体系等)反而退步了,这些需要深刻的反思。

   (三)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所准备的制度变革条件。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人民公社体制在六、七十年代也在不断调整,不断消除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其中核心的调整就是激励机制的调整,这些调整的方向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是一致的,这就为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历史条件和基础。本书第五章对人民公社的制度调整做了详细的研究,在此只简要回顾一下。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和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尝试。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郑州会议提出了指导人民公社建设和整顿的具体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收入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9]这是人民公社体制的第一次调整。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强调了以下几点:(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0]经过各地调查和试点,以及次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讨论,1962年2月13日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更适合于当前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于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也更适合于基层干部的管理才能,是调动广大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指示》还指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需要稳定施行的根本制度。[11]据此,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再次作了修改,并于9月27日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此后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之前,这个修正草案一直是对农村人民公社和整个农村工作起指导作用的文件。

   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调同步进行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与健全。在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的整顿期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逐步下移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平调的财物做了算账退赔,分配上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劳动管理方面明确了人民公社也要建立责任制,也要包产。在这个时期,“三定一奖”(“三定”指定产、定劳力、定投资)或“三包一奖”(“三包”指包产、包工、包成本)的责任制形式得到普遍认同,类似的责任制形式在各地不断涌现。1961年6月15日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和组织集体福利事业的单位。”“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可以一年一包,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两年、三年一包。包产指标一定要经过社员充分讨论,一定要落实,一定要真正留有余地,使生产队经过努力有产可超。超产的大部或者全部,应该奖给生产队。”“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临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耕畜、农具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12]既然“责任制的单位较生产队有所减小,可以是‘组’和‘个人’,一些地方在贯彻执行‘六十条’时,走向了不同形式的或者变相的‘包产到户’。”[13]这个修正草案还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14]这就等于事实上宣布取消了农村公共食堂和分配上的供给制,对消减社员间的平均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定额管理和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陆续恢复并有新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被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所取代。从这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在核算单位和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探索和调整,实际上为改革开放后的农业体制变革开辟了道路。

   (四)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企业发展与乡镇企业的崛起。乡镇企业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80年代成为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融入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镇企业在80年代中后期之前称之为“社队企业”,而社队企业是50年代以来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产物。可以说,正式社队企业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发展,才奠定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基础,从而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958年开始,基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设想,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发展农村工业和社队企业的政策主张。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1958年后,人民公社所办的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58年社办工业达260万个,产值达62.5亿元。六、七十年代是社队企业发展比较迅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社队企业在全国蓬勃发展,有些地区社队企业的规模比较大,奠定了乡村工业化的基础,也为未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管理经验和人才条件。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社队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到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发展到111.5万个,工业总产值243.5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比1971年增长216.8%。其中江苏省农村工业发展比较好,1975年社队工业总产值达22.44亿元,比1970年的6.96亿元增长2.22倍,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同期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3%上升到9.3%[15]。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社队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社队企业的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积累,八十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不可能实现的。据统计,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社队企业恢复发展到152万个,企业总产值达493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4.3%[16],这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改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五)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的构建与技术、人才条件的历史准备。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开始启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轻工业和国防工业都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基层技术工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我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以极快的速度,从一个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家,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初级工业化,这是一个极为伟大的前无古人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没有先例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工业发展总体上持续高速增长,工业总产值、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基建新增固定资产等指标增长迅猛,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36%,“一五”计划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52-1957年间,重工业产值增长了210.7%,轻工业产值增长了83.3%,年均增长速度,前者为25.4%,后者是12.9%,轻重工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17]。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是“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业生产总量指标出现波动(1961年达到低谷),从这五年的总体增长而言,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年均为9.46%[18]。在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时期(1963-1965),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16%,在此期间,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2.02%,1965年底比重为52.02%,我国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19]。1966-1976年间,我国工业发展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在艰难曲折仍旧有年均9.5%的增长率,从1966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65年的52.02%上升到1978年的61.89%,尽管经历了十年的曲折,但是我国工业化水平仍然不断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20]。1966-1976年间,国家积极支持“五小”工业的发展,使得小型企业发展迅猛,1976年全国小型企业数由1970年的19.11万个增加到28.76万个,1977年小型企业数增至31.6万个,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97.97%。同时在这个时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增长也远远超过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增长,1965-1976年间,城镇集体工业的产值由133.1亿元增长到489.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9.6%上升到15%[21]。可以说,前三十年的工业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中中小企业的发展和非全民所有制的城乡集体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小企业遍地开花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基础,这个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断裂的。

(六)社会主义计划的自我调整所奠定的新型“计划-市场”关系。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第一代领导者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试验,已经对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都一致强调,社会主义计划不是一种刻板的计划,而是要考虑到一定的自由度,考虑到区域的差异性,考虑到企业的自主权,考虑到计划本身的弹性和可调节性。这些认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刻画是一种弹性的社会主义模型,而不是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型。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对此有过详尽的探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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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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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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