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瑜: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与应然面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7-08-12 1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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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瑜  
仅可申请“即时抗告”。[35]即时抗告类似于我国新《行政诉讼法》第55至第57条分别对回避决定、(不)停止执行裁定、先予执行裁定所规定的向本级法院申请的复议。尽管新《行政诉讼法》51条第2款规定了“不予立案的裁定”,但考虑到诉状瑕疵已十分明显,并且已经给予当事人补正机会,若仍以裁定处理则留下上诉空间,不符合效率上的要求。

   最后,规范驳回诉状决定的适用区间。通说认为,驳回诉状决定仅在诉讼系属前有意义。据此,确定诉讼系属的时点即可明辨驳回诉状决定的适用区间。诉状提出说认为,自诉状到达法院时起产生诉讼系属之效果;[36]诉状受理说主张原告之诉讼经受理后,在程序上发生系属之效果;[37]诉状送达说为德国民事诉讼法学通说,却为《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所摒弃。[38]权衡之下,诉状受理说更符合我国传统——立案即产生诉讼系属效果,毕竟在我国语境下,“立案”与“受理”的概念基本同义。鉴此,我们认为,驳回诉状决定仅适用于立案阶段,尽管对起诉要件的审查也可能于立案后存续,但彼时将以驳回起诉裁定处理。

  

四、结语

  

   社会学意义上的纠纷能否转化为法学意义上的案件,必然需要通过法院的审查判定,这与立案登记制还是立案审查制无关。因此,立案登记制并非不审查,只是审查内容应限于诉状中是否包含必要记载事项,而审查方式则限于形式核对。这应当成为我国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应然面向。然而,在法规范层面,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并不限于起诉状之形式审查,而是将本该后置的诉讼要件乃至本案要件植入起诉要件的审查之中,而前两种要件的复杂性迫使法院在立案阶段不自觉地进行实质审查,由此导致立案难度上浮与“立审分离”弱化。在实践层面,部分法院因对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存在误读,故而走向“立案不审查制”的另一极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应修改现行法中的“起诉条件”,抽离其中包含的诉讼要件、本案要件内容并将二者置于立案之后审查,从而实现“起诉条件”的低阶化回归。而贯彻上述方案的理论支点,在于改良我国行政诉讼过程的阶段构造,这与立案登记制相关,即立案阶段仅审查起诉要件,而将诉讼要件、本案要件分别交由立案后的程序审理阶段与实体审理阶段来审查。至于贯彻上述方案的配套措施,则在于完善诉状审查的相关制度,亦即对审查主体、处理方式进行细化。

   注释:

   基金项目:中荷合作项目“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106-239067);司法部项目“不当行政行为救济研究”(09SFB2017);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教技函201326)。

   [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40页。

   [2]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2007年、2012年两次修法均保留了上述内容。“89年行诉法”第41条参照上述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新《行政诉讼法》第49条基本沿用上述内容,仅于第(一)项作了更高要求的改动,即过去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采主观标准(原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如今则改采客观标准(法院判定原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3]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宋朝武:《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改造的理论视角》,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3期。

   [4]起诉要件、诉讼要件、本案要件随着诉讼的推进而呈现递进状态。起诉要件,也称诉讼开启条件,决定诉是否成立,是起诉获得法院受理的条件;诉讼要件,也称实体裁判要件,决定诉是否合法,只有合法的诉才能获得法院的实体审理;本案要件,也称胜诉要件,决定诉是否有理由,当诉有理由时,原告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诉讼请求)才能获得法院支持。

   [5]参见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

   [6]尽管《决定》未对“立案登记制”展开论述,但从“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表述来看,这项改革的初衷在于解决“立案难”、保障当事人诉权则是不争的事实。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7条。

   [8]关于新《行政诉讼法》中“登记”与立案的关系,有不同观点认为,在当场立案情形下,登记与立案一并完成,当场无法立案的,登记与立案分别进行。参见姜启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9期。显然,这里将“登记”与“出具书面凭证”混同了,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立案的,必须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而非必须先行登记。

   [9]参见王春业:《论行政诉讼的登记立案制度——兼评新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载《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10]参见张卫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11]例如,涉及到起诉村委会要求确认村民资格,进而主张分配宅基地、责任田的案件,即使法院作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并监督村民大会就分地问题重新投票,若投票结果就是不同意给原告分地,法院也难以执行。

   [12]“单位社会”与“契约社会”是周永坤教授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两种社会形态的描述。前者的人际关系呈现出个人对单位的纵向服从,大量纠纷在单位内部被化解或被掩盖;后者的人际关系则以权利平等为表征,不存在一方因经济、政治上的优越而压服对方,故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不易解决,大量涌向社会、法院。参见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3]参见姜启波:《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载2009年9月21日《人民法院报》第B01版。此外,宋旺兴法官也认为立案登记制的危害之一,在于立案没有任何限制,为琐事也会动辄起诉,这会不合比例地耗费司法资源。参见宋旺兴:《论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度》,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4]参见段文波:《起诉程序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15]参见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6]大审法院(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是法国普通民事法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没有特别法律条文规定交由专门法院管辖的争议,大审法院均有管辖权。

   [17]参见[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上册),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18]参见[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下册),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13、800页。

   [19]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0页。

   [20]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21]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22]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23]参见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24]参见吴庚:《行政争讼法论》,自版,2008年版,第136-140页。

   [25]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第9号)第2条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作了内容上的宽泛理解,但何为“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则未明确。

   [26]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27]参见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28]参见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

   [29]参见罗书臻:《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首月情况》,载2015年6月10日《人民法院报》第1版。

   [30]参见汤维建:《立案登记制进入中国司法词典》,载2015年5月14日《人民政协报》第3版。

   [31]有研究指出,法院对社会效果的重视程度甚于法律效果,故而存在即使符合法律规定,也仍旧通过“隐性”的司法政策限制起诉的情形。起诉审查阶段实际上处于非公开阶段,不会将政策考量与法律的直接冲突暴露出来,这本身也符合司法政策调整的特性。参见张卫平:《起诉难: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32]参见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33]起诉和受理阶段(即立案阶段)、开庭审理阶段均由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至于审前准备阶段,一般认为,其主要任务包括送达诉讼文书(第67条)、组成合议庭(第68条)、审查是否停止执行(第56条)、审查是否合并审理(第27条),等等。参见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

   [34]参见段文波:《起诉程序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35]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

   [36]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自版,2004年版,第1431页。

   [37]参见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0页。

   [38]该法第90条规定:“通过诉讼的提起,使争议的案件发生诉讼系属。”

   作者简介:梁君瑜,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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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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