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0 次 更新时间:2017-06-07 00: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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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中国社会主义存在深刻的教训,但这种教训不是因为它实现了平等,而是因为它的平等目标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换言之,应该批评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平等方面获得的成就,而是它在这一过程中造成的新的等级制和身份论,并探讨平等诉求与其他诉求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革命的产生条件并不等同于呼唤革命,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并不等同于革命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核心的问题是:通过对于革命得以产生的具体条件的探讨,思考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历史条件。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否定平等的价值和社会实践,而是:为什么一个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自身也产生出新的等级制?它的历史的机制是什么?只要对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所经历的残酷历史经验有所了解,只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具有的那种解放作用有所了解,只要不是以冷战的意识形态看待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就不会对于这一运动的失败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也不会一边谴责社会主义的历史,另一边却对殖民主义时代的战争、屠杀、种族清洗和各种暴行轻易地忘却,更不会放弃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与这一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观察。

   在给文集《死火重温》所写的序言中,我曾经将有关“新自由主义”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它既包括国内的平等,也包括国际的平等,既包括经济关系的平等,也包括其它社会关系(如性别关系,民族关系,政治关系,城乡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等等)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亚洲问题、生态问题、发展问题的各种讨论都可以视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批评。正是基于这一观察,我把批判的知识群体视为一个范围广泛、内部差异极大、讨论范围也不尽一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而不仅仅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讨论。批判的思想群体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的关系,把民主的政治诉求扩展到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寻找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变革道路。我在这里所指的平等不是理论上的先验设定,而是针对一种历史关系和权力关系所产生的等级结构的批评,也是对于国家和某些利益群体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评。如果说对平等的诉求包含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因素,那么,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看,当今中国的左与右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于民主问题。批判的知识分子强调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政治结构,从而社会变革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民主参与的机制,而新右翼则在理论上强调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自我运动,强调这两个领域的非政治性,从而将自由诉求放置在民主诉求之上。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必须赋予政治自由以实质性的内容,而不是抛弃政治自由的基本诉求。在当代语境中,以自由反对民主、以个人权利批判平等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于自由主义理论问题的探讨,它与正在进行的不平等的市场扩张过程(少数人自由地和合法地剥夺社会财产的过程)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如果把政治自由仅仅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或者,认为政治改革仅仅是为了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不去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不去考虑政治、经济领域的新的发展与其它各种社会领域的关系,那么,这实际上是说经济和其它社会方面的安排是一个超越于政治的领域,它只能交给“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来自我调节。在这样的视野中,一九八0年代以降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无从着手讨论了。

   从一九八九年之后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到一九九七年之后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当代现实的理解明显地深化了。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从对于激进的社会运动的反思开始的,又由于这一反思在若干情况下分享了保守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前提,从而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人、农民、妇女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利益问题在各种知识讨论中逐渐浮现,但这些社会群体的自我保护运动及其与制度改革的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说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分工的专门化过程,也是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过程。作为一个改革时代的获利阶层,知识分子逐渐被完整地组织在与国家、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商业活动、高技术领域、媒体等行业的内在关联之中,这一阶层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历史联系似乎已经完全断绝。它关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落实,但没有能够将这一诉求与其它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密切地关联起来。即使是那些关心社会保护运动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建立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有关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关建立普遍参与的经济和政治架构的思考,就仍然停留在较为抽象的阶段,而当代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化的程度。我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绝不是否定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社会运动(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运动本身包含了及其复杂的成份和取向),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能够将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关系理论化,从而也就使得我们看不到衔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真正契机,建立不了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理解,找不到通过民主进程避免社会分化和解体的真正道路。[69]

  

3. 为什么从现代性问题出发

  

   在一九九O年代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论一样,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批评,而是通过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而逐渐展开的。现代性是一个广泛、复杂和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反思会从这一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呢?在理解这一问题时,我以为需要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一九八O年代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改革过程及其奉为楷模的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反思,相反,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后冷战时代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社会主义及其危机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当代进程并不能自外于我们的反思和批评。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与当代危机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反抗运动,也是一种通过建国运动和工业化过程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密切地联系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对于这一运动的平等和自由的诉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的过程的探讨,离不开对于现代化过程(建国运动与工业化)的再思考。尽管我们以否定这一运动作为当代现代化历史(“新时期”)的开端,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置身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我们无法一边批判和拒绝社会主义历史,另一边却将这一批判和拒绝当作对于当代现代化进程的自我确证。

   第二,一九八O年代以至“五·四”以降,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中国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和启蒙运动所提供的那些知识和真理的反思之中,相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对于西方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历史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中国现代问题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扩展的历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为衡量中国的准则,而且也必须成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中国问题与历史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的历史遗产和现代经验及其当代意义也才能获得尊重和理解。因此,现代性的反思不仅是一个批判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重新发掘历史的意义和新的可能性的过程。

   第三,在上述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是对于现代经验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它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从知识的角度看,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并要求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例如,十九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资本和市场的运动而建构了许多理论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论证价格体系、自由贸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而且也为其它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范本。但是,这些概念提供的完全是一套理论的和目的论的叙述,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关系,所谓市场主义的论述掩盖的恰恰是反市场的历史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首先是一种历史批评,一种从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出发批判现代化叙事的过程。

   第四,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对于现代化模式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思考,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的一种反思态度(绝不是简单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的视野,当代中国知识界就无法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主义的尖锐批评为例,他们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展示出这一发展主义逻辑内含的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并把对生态、环境、发展和人的自由的思考与在当代条件下探讨更为广泛的民主联系起来。发展问题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必须在具体社会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展开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非常自然地与一种全球主义的视野存在内在的关系,而绝不会囿限在民族国家的总体论框架之中。在这一广泛的视野内,对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权、民主化、市场关系、发展、个人权利,以及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地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我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没有这样一种广泛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可能落入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毫无自知。

   现代性问题在这里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它必将展开为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本身同时成为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问题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本身对这一概念的含混性产生质疑,并将之作为反思的对象之一。一旦问题在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这一视野本身的解放作用也就终结了,我们将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当历史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终于从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时刻,这一概念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这是我的期待:一种超越形式主义的理论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的期待,一种超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期待,一种跨越各种各样的偏见的期待。但正如我对历史的态度一样,我对理论、反思、甚至交流本身也从来没有怀旧的和浪漫化的态度。历史、经验和知识是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源泉,但也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限度。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自由的限度。

  

  

   2000年5月初稿于西雅图

   2000年8月改定于北京

  

[1]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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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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