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0 次 更新时间:2017-06-07 00: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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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然而,很少有人将这一问题与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据我的阅读,大多数批评WTO协议的学者都没有在原则上反对中国加入WTO,也不是无条件地、抽象地反对全球化,他们的诸多具体分析提出的是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应该在何种条件下加入WTO;第二,是否存在公开的讨论、具体的分析以及对于WTO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批评。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问题:是否存在公开的、民主的讨论,是否存在制定国际规则的民主程序。我们要问:WTO规则的制定是否公开和民主,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没有这样的公开的、民主的参与,大谈全球化与民主的关系无非是用民主的外衣将一套专制的规则合法化而已。从一些影响不大的专门刊物(如《国际经济评论》)、Internet及有些海外报刊的讨论来看,对于WTO的理论批评和具体探讨,连同其它少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尖锐分析,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尖锐挑战,揭示了激进市场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对立关系。

   上述讨论与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关于发展主义的讨论相互呼应,它们共同揭示出“发展”的幻象和“过渡”神话如何掩盖了政治自由和社会民主问题的迫切性。[60]对于发展主义的批评不是对于发展的批评,而是要重建发展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的联系,重申民主和多元性在这一过程之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将发展理解为狭隘的经济增长,而不关心这一增长与政治自由、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增长的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发展主义的讨论涉及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及其模式问题,而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发展主义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核心,而且也是WTO、IMF等国际组织对当代世界进行规划的依据,它的理论支柱就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激进主义。发展主义通过将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掩盖了这些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从而切断了自由选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一“自由市场”计划在创造生态危机、贫富分化的同时,还在民族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内构筑各式各样的殖民关系,拒绝民主地控制社会。[61]有关WTO的论辩深刻地反映了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必要性。WTO以及其它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对知识分子争取言论权利的斗争提出新的要求:在当代社会的极为复杂的情境中,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斗争必须置于更为广泛的民主视野内,从而将上述宪法权利与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诉求和社会运动密切地联系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防止利益集团对于这类权利的垄断,防止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实质性地扩展我们的社会空间。[62]

   第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九九三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的讨论的继续,但在科索沃战争和中国使馆被炸事件中重新激化了。一九九九年是一个戏剧性的年头,远在中欧的南斯拉夫在发生了一系列分裂之后,科索沃危机再次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以人道主义为名进行武力干预。五月八日中国使馆惨案发生,引发北京和其它城市的大学生和市民阶层抗议游行,并向美国等北约国家使馆投掷石块。从一九八O年代以降有关“五四”启蒙传统的讨论就曾经引发“救亡压倒启蒙”的感叹,几乎与此完全一致,一九九九年开始有人将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病灶归结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同样对社会运动的复杂成分和历史成因未作任何历史分析。针对新的事态,也针对海内外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批评和鼓动,若干知识分子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北约干预的性质:是人道主义干预,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关系的体现、超帝国主义的圣战?北约在战争中动用的高科技武器、媒体动员及不同以往的战争目标似乎与常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其超帝国主义的实质,无法遮蔽这一军事行动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联系。[63]第二是民族自决权与人权问题。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六O年代,西方国家对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民族自决权条款一向反应冷淡,但当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世界潮流之时,西方国家转而赋予“自决权”理论以“对内自决权”的新意义,从而将民族自决权理论与人权和民主选举权联系起来。一九九O年代初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通过投票公决等方式宣布独立。克罗地亚独立后,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清洗(强迫人口转移),但在德国承认公决结果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先后承认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以公决形式实行“对内自决”,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在这个意义上,民主选举只能决定既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而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南斯拉夫解体除了与内部政治架构和关系的变化之外(一九七四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还与该国接受“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紧缩经济的“休克疗法”有关,该政策造成大量失业和经济衰退,从而激化了分离主义倾向。为了保障南斯拉夫的还债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结构改革方案”期间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南斯拉夫取消科索沃自治省地位的直接原因之一。南斯拉夫危机不能仅仅在民族主义的范畴中进行分析,而必须置于该国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考察。以狂轰滥炸为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与人权诉求之间的脆弱联系在这一分析中完全解体。[64]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转变其反对民族自决的长期政策,转而鼓励许多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展时代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决(他们要求的是开放市场),而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则鼓励、甚至策动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前者是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直接占有,而后者则利用区域自治或民族自决解构这些民族国家,从而使得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于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在对内自决过程中产生的民族冲突和种族清洗为西方国家的全面干预提供了(人权和人道主义)借口。因此,在反思南斯拉夫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将对该国的国内政策的批评与国际条件分离开来理解。

   科索沃战争激发起的抗议运动与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为了避免这一抗议运动落入支配性的政治力量预定的轨道,有必要对社会抗议运动与国族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区别。因此,必须追问:在国家媒体和西方媒体片面报道之下,是否存在着将对霸权的抗议与对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的批判区分开来的理论必要性?国家动用媒体对轰炸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试图利用社会舆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讨价还价,但在抗议运动呈现蔓延之势时,立刻采取了组织、限制和劝导的方法;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掩盖轰炸的真相和战争造成的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却同时将普通民众对于暴力抗议勾画成为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因此,就抗议运动而言,必须在理论上说明对霸权和暴力的抗议与排外主义的区别,必须说明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意义。只有在理论上区分了对暴力的抗议与民族主义,才能对于社会运动的多重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支持和批判。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社会运动理想化或浪漫化,而应该对各种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条件进行分析,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运动进行判断的基本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把民众对于社会进程的参与和要求、把对于霸权的抗议统统作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者“激进主义”而排除在制度改革之外,这一观点看似与国家的民族主义宣传相互对立,但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从不同的方向上瓦解了社会运动内部孕育着的民主潜能和平等诉求。如果要谈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民族主义,就不能仅仅将之作为一种思潮,而应作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关系进行分析。那些假借全球主义的名目席卷全球的力量正是最大的民族主义。因此,如何区别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如何分析民族主义的历史条件、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批判并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国际主义的历史传统,成为迫切的理论课题。[65]

   在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性别问题与女性主义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们在当代理论的视野内揭示了市场社会规划的强制和潜在的暴力。“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不仅创造了贫富的巨大分化,而且也重新扩展了性别之间的鸿沟,并在各种宏大叙事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66]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下,一九九九年,《读书》杂志发表了若干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它们以印度、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以及晚清时代有关性别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题,对于那种将当代问题置于激进民族主义框架中的理论努力和社会反应给予尖锐批判。上述讨论没有直接分析当代中国的性别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分析“民族主义”的多样的历史条件和各不相同的内含。但是,性别视野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反思视角,促使人们在当代中国的动荡和激越的情绪中重新思考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新的支配和暴力。在我看来,中国知识界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它将超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的论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论题、民族自决权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规划问题、性别与女性主义问题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理解民族主义问题的多重视野,为摆脱承认霸权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思想的资源。[67]

   第五,关于亚洲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讨论。这一问题不仅为理解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视角,也明显地突破了一九八O年代创造的现代化历史观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图景。在一九九六-二OOO年间,《读书》杂志发表了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多位学者和知识分子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并与台湾、香港的一些相关讨论相互对话。这一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在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获得了新的含义,即有关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压力而形成更为密切的区域关系的思考。在全球化和中国朝向西方的开放过程中,亚洲问题的提出尽管含混,但却包含了一种知识和兴趣上的变化和调整。[68]我认为在亚洲问题的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有关“亚洲”文化的讨论,而且是关于战争、殖民、革命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辩论。作为一种知识的对象、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的观念,“亚洲”是殖民、战争、侵略、革命和交往的产物,任何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都无法离开上述具体的历史关系,从而也无法离开观察这一历史关系的不同视角及其相互对话。这一讨论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野。日本学者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从另一个方向上提出了在现代化理论之外重新理解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力图将这一过程放置在亚洲和世界的具体历史关系之中,追问这一过程的发生条件和历史含义。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亚洲、全球化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提出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循环,但它已经是一种批判的发展,而绝不是革命世界观的翻版。如何重新理解中国革命,重新理解社会主义遗产,重新理解这一遗产中的成就和悲剧,是当代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回答却未能回答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对于这一遗产的彻底否定和道德谴责之上的。从一九七O年代末期到一九九O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进行了长时期的反思和总结,对于这一进程中的各种悲剧作出了检讨。在当代中国关于革命的反思中,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以对革命的后果(即新的不不平等和社会专制)的批判替代对于革命的历史条件的分析。在这里,根本的问题,绝不是如何为这一革命历史中的悲剧辩护,而是如何理解这一悲剧,如何理解这一悲剧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它们在实现自己的平等诉求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不平等关系带入到新的制度之中。因此有人把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历史教训归结为平等问题,从而为当代现实中的不平等条件提供合法性。然而,他们怎样面对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承认的三大差别?为了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城乡差别被制度化了,这是平等么?“文革”开始前后,人们关心官僚制和新的社会等级制问题,社会动员的部分动力也来自于此,那样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平等么?遇罗克批判的血统论是“文革”的遗产之一,它所造成的悲剧有目共睹,那么,血统论是社会平等的诉求还是等级制的意识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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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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