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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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共识是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失败引起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心理震动,知识界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历史局面,反思社会运动失败的原因。在这个反思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分歧逐渐地呈现出来: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运动的失败起源于学生运动的激进性质及其对于民主的肤浅理解。这一对“激进主义”的思考与一九八O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其思想运动存在密切的关系。从前一方面看,一九八O年代的知识分子包含了许多阶层,其中的上层人物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直接参与了改革的意识形态的塑造,而且也直接参与了各个层次的国家改革计划的制定,进而与国家内部的各种政治和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系。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只要国家内部的改革派获得了权力,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他们一方面将赌注押在国家内部矛盾向着有利于“改革”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担心学生运动的激进化打破国家改革的渐进结构,从而导致保守力量的重登舞台。从后一方面看,许多知识分子把一九八O年代新启蒙思潮已经开始的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带入了对于一九八九年的思考,从而在近代革命运动与他们在道义上支持的新社会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因此,这一对于激进主义的批评迅速发展成为对于整个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革命和改革运动的思考:激进主义被视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特征。有位著名的学者论证说,中国从辛亥革命起即走上了激进主义的道路,值得肯定的是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另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批评“五四”以降重视科学、民主,而忘却了根本的问题是自由和秩序。[25]如果将上述理论和历史思考视为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政治策略的反思,视为对于民主理论本身的探讨,即使在今天,我也认为是重要的论断。然而,这类分析建立在一种反历史的视野之中,它们没有触及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及其激进化的动因,甚至将对运动的策略性分析混同于历史思考,从而为新保守主义(亦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奠定了前提。在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境中,“反思激进主义”成为一九九O年代前期部分知识分子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论题。到一九九八年,这一思想在一些人那里已经转化为对于戊戌以降的中国历史的更为系统的论证和当代民主的理论设计,其核心观点是:从戊戌时代的变法改革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就错误地选择了激进主义,只有那些地方大员推动的改革才是渐进的、卓有成效的改革;[26]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义下,反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试图通过间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27]意味深长的是,最近几年来,“新自由主义者”将一九八O年代政治改革的激进方案修改为以确立私有产权为中心的“修宪运动”,它的实质是通过立法过程将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将对公共资产的非法剥夺合法化。从这样的历史观点出发,对于社会平等与民主的关系的否定已经是必然的了。

   “反思激进主义”并不是统一的潮流。例如,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关学术史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一九八O年代的学术风气,并不具有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理论作为背景。因此,对于这一学术倾向的批评并不妨碍批评者转向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28]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激进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权威主义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在稳定条件下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在动荡的条件下以权威保护市场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国家全面退出,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一九八九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译为中文,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与知识界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相互激荡,新权威主义也乘势而起,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由于在历史叙述上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基本问题归因于近代革命和改革的激进主义,从而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思想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较为激进的和西方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批判。以自由主义为名义,以保守主义(在有些人那里则直接体现为新权威主义)为内核,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讨论的核心。一九八九年之后,苏格兰自由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的中国版本实际上不过是新保守主义的中国版本而已,它对学生运动的策略、时机和道德水平进行抨击,热衷于解构激进主义的中国革命,批判社会运动的激进性质,却没有对构成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根本动因和社会条件进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在反思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宽宥了腐败等制度性的现象,放弃了通过社会运动、民主建设与制度改革的互动推进民主进程的机会,从而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以至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作出贡献。

   正由于此,在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时期之后,一九九二年,当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之时,知识界除了欢迎这一新的动向之外没有作出任何新的建设性的分析。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欢迎这一动向,因为新的改革意味着放权让利,调整时期出现的中央调控与地方利益关系的矛盾可以得以缓解;知识分子欢迎这一动向,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进行改革,形成市场经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逐渐到来;海外舆论欢迎这一动向,因为中国重新走向“历史终结”这一既定目标。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提出的基本问题被搁置到了一边。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由于价格问题随着三年调整时期和暴力过程而解决,也由于东南地区乡镇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市场条件相对完善,经济增长迅速,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及其改革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以及随之到来的失业和新的消费主义问题,等等。相反,一九九二年之后,价格机制的形成、地方自主性的增强等某些积极因素并没有伴随相应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也没有在国家企业的改造中引入真正的创新机制,因而这一过程成为制度性的腐败、大规模走私、金融环境恶化和制造贫困人口的温床。“南巡”的直接成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级出现和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29]然而,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国知识界的相关讨论无法触及这类问题,在压抑的三年过后,人们终于从市场化过程中看到了一点希望。这一希望是太难得了,以至进行了三年的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并没有考虑这一过程是否也包含了激进的问题,没有考虑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那些社会条件是否在这一过程中深化和发展了。我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一类的讨论为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叙述的前提和历史的合理性。

   我对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能够针对上述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自觉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这一文化状况解释了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内含的平等诉求与民主诉求的内在联系始终束缚在自发的范畴内,也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知识界的讨论从未将学生的政治诉求与广泛的社会动员在理论上关联起来。这里隐含的最大问题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概念均掩盖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真正性质和社会条件。在一九八九年运动失败之后的历史情境之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展开了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对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为稍后展开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定的资源。[30]但是,由于受到前述思想逻辑的极大影响,这一探索未能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给出全面广泛的分析。在我看来,一九九四年以降逐渐展开的知识界的分化正是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31]

  

   b. 1993-1997:市场主义、私有化方案及其批判

  

   第二阶段主要是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它的起点是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而终点则是一九九七年发生的、被称为亚洲金融风暴的经济危机,这一阶段出现了多种知识界的讨论,很难说达成了明确的共识。知识界的分歧尖锐化。为了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我在此扼要地说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及其相关争论。第一,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城市商业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及一些地方台为主,先后推出了许多消费性的电视连续剧,出名的“王朔现象”和其它知识和艺术生产推动了所谓大众文化的发展;第二,随着经商大潮的涌起,部分知识分子、学者也转入市场(称之为“下海”),制度内收入与制度外收入的差额急剧膨胀,从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危机;第三,乡镇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危机和国家税收的困难并存,以及东亚经济模式的广受重视,激发起了人们从不同方面探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兴趣;第四,一九九三年在国际范围内还有一些重要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的心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府为了摆脱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国际困境,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办二OOO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此前的亚运会引起过严重的腐败,知识分子大多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对于申请过程的政治干预,导致中国失去承办奥运的机会,这一事件表现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心理产生了刺激作用;也在这一年十月,俄国总统叶利钦命令武装部队轰击和镇压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国会,这一在反对前共产主义分子的名义下的暴力和违宪行为不但暴露了俄罗斯改革、特别是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支持下进行的所谓“自发私有化过程”的极大危机,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前后矛盾、极端自私和反民主的实质。美国对于这一暴力的支持与一九八九年对于中国的暴力的谴责形成了对比,对于那些以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西方社会的人、对于那些相信历史已经终结、冷战已成过去的人而言,俄罗斯十月事件的后果是意味深长的。几乎与此同时,一九八九年之后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长文,迅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参考消息》翻译转载,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想界的讨论。[32]上述几项国际事件对于正在用儒家理想的大同观念、启蒙主义的“永久和平”或所谓“三百年来的共同道路”来解释全球化的中国学者而言,不啻是一连串深沉的思想震荡。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知识界先后和并行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讨论。[33]这一讨论明显地承续了前一时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它包含两个意义:在政治改革明显受挫的情况下,只要市场改革能够顺利发展,国家机制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自发地导致民主;民主的真正基础在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一旦市民社会形成,社会的分权形式也就产生了。我在这里不能仔细地分析这一讨论的理论背景,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讨论是一九八O年代有关政治变革讨论的转向,即从通过激进地改变政治架构来建立民主,到依赖市场过程、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宗族等传统资源的开掘,最终获得政治民主。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在发掘民间资源方面的工作并非一无足取,但作为对于激进主义反思的延伸,这一讨论没有仔细分析中国的市场与市民社会以及他们所期待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机制,没有分析新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没有分析这一经济力量与国家的极为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分析国家的内在的分化(中央与地方、国家的利益集团化、社会对于国家的渗透等等),从而无从预见这一过程内含的严重危机,也无从分析一九八O年代逐渐累积的社会矛盾。

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在反思激进主义的前提下,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恰恰放过了国家与利益群体之间为对付社会运动而达成的新的联盟。通过将“社会”置于国家范畴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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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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