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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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涉及行业、分工、地区的种种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第二,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的所有制前提完全不同。在原有的工业体制内,国家根据计划分配资源,但资源的占有与经济效益及集体和个人的实际收益完全脱节(如大型国营工厂在资源占有上具有垄断性的优势,但其员工的实际收益与其它集体小厂的员工收益差别不大),但是,当国家开始放弃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绝对支配权力,从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调节者的角色转化时,原有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就立刻转化为收益上的不平等。因此,城市工业改革涉及的不仅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问题。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相应的民主监督过程、没有培育出相应的经济体制,那么,重新分配资源和资产的过程就势必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上述多重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城市改革没有如同初期农村改革那样落实平等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群体、甚至国家公务员阶层的地位和利益产生了多重的危机,按照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下降、内部层次分化、雇工利益的被动状态和老、弱、病、残、孕等职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等各个方面。[10]

   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进行所谓改革(较为激进的产权改革)与调整(在国家干预之下调整经济结构)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中国改革究竟是以价格改革为先导(即改革原先的计划价格体制以营造市场关系)还是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先导(即将国有企业大规模地私有化)的争论。[11]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经济不断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如果没有适当的价格调节、培育相应的市场条件,那么,所有权改革势必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争论的结果是通过价格改革营造市场环境、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主要是承包制)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这一改革路线大体上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价格调整的作用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如果与俄罗斯的“自发私有化”方案作对比,这一成功的意义就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

   但这一过程同时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并随即引发了持续的社会问题。从市场环境方面看,这一改革是从形成所谓价格“双轨制”(即国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并存状态,前者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原材料--包括完成计划生产指标后剩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原材料--的价格,后者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的价格)开始,而这两种价格的同时运作恰好为腐败和官倒(即官员或官方机构利用价格体制进行的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契机;从企业改革方面看,承包制与政企分离相并而行,但后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未动之前很难真正实施。实际的情况是:在政企分离的口号下,分离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在这一含混的权力过渡中,大量国家资产“合法地”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许多经济学家将一九八八年称之为“承包年”,因为承包制从企业承包扩展到外贸承包、部门承包、财政承包等等,这一“承包”过程使得企业、地方和部门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利益,但也激化了由价格“双轨制”产生的矛盾:地方和利益群体通过权力的运作和各种其他途径将计划内的产品推向计划外(即市场),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均衡。[12]在承包过程中,常见的腐败形式是偷税漏税、收受回扣、滥用公款、以权换钱(如利用发包权收取贿赂)等。改革以来,集团购买力持续上升,奖金的增长数额不断扩大,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而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用以调控的财政资源。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间,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价格闯关,即逐渐取消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但随即引起抢购风潮和社会不稳定。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政府不得不转向此前已经开始的加强国家调控的政策,从而反过来引起了国家与它自己的创造物--地方和部门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13]

   这一阶段的改革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产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新的不平等的社会条件。这些因素是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因:第一,“双轨制”和权力的市场化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谋取双重差价而暴富的“寻租”行为,据学者的研究,在一九八八年,这种双重体制下的双重价格差额(即“租金”)高达3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14]实质上是通过权钱交易将国民所有的资产转入“寻租者”的腰包。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这是一九九O年代制度性的腐败的主要根源)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地方国家与中央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因此尖锐化了。第二,城市各阶层的收入开始严重分化,工人阶级的“铁饭碗”面临危机,收入下降,下岗和失业虽未成为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一种迹象已经为国有企业的工人所感知;第三,由于调整税收结构和权力市场化等因素的出现,经商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城市个体工商业者的利益有所缩减,而官商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利益群体已经呈现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第四,住房、医疗、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改革没有大幅度推进,通货膨胀危及社会安全感,这些因素不仅造成了工薪阶层的不满,而且也对许多国家公务员(官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普通国家公务员与其它阶层的收入差距、介入市场活动的国家公务员与其它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15]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社会运动,它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被称之为“城市改革”阶段的市场扩张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我们不应遗忘这一运动的另一背景条件:城市改革的推进与农村改革的裹足不前(集中表现在价格体制、户口体制、劳保体制、生态问题,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问题等方面)导致了城乡差别的再度扩大。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间,农民阶层收入开始下降,但农村社会尚未如九十年代那样卷入市场过程及其危机,城市社会中的流动人口也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16]这一阶层没有直接卷入当时的社会运动。

   一九八O年代的政治稳定建立在国家对于社会的强大的控制能力之上,但这种控制能力不能简化为单纯由国家实施的强力控制。在这个时期,国家推动经济改革、知识分子阶层直接参与改革并提供改革的意识形态、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民阶层)直接感受到了改革的好处,这三个方面的互动为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但是,一九八九年前后出现了新情况:首先,国家内部出现了利益对抗,如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不同权力中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其次,国家的内部分化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一方面,直接参与改革政策制定过程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一直是内在于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内部的分化有着高度的敏感,[17]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分化也包含着国家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分工体系的改变,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的就业取向和社会态度发生了重要改变;第三,城市社会阶层直接感受到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失去的利益,从而不再简单相信改革的神话(虽然对于改革仍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第四,由于城市改革的展开和城乡关系的再度改变,农村社会正在开始出现新的危机。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是保留着计划经济的若干因素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而且是正在向市场社会过渡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人们在这里质疑的并不是计划经济及其后果(这当然不是说人们赞成计划经济,而是因为现实问题是在制度转化过程中发展而来,从而质疑首先针对的是这一过程本身),而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国家代表谁的利益进行再分配?)和分配过程的程序合法性(根据什么,以何种程序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是否合法),等等。

   上述情况是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和社会动员的基本社会条件。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是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社自由和实行法制(相对于所谓“人治”)等宪法权利,以及要求国家承认运动的合法性(作为爱国学生运动);而社会各阶层支持这些诉求,但赋予这些诉求以更为具体的社会内含,即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太子党(特权阶级)、稳定物价、还我洋浦(海南岛)、要求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即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对社会利益重组过程实行监督并保障改革过程的公正性。需要正视的问题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作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实际的情况是:推动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变的国家依赖着过去的国家的政治遗产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过去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和收益分配方面重视平等,但它以强制的和计划的方式保护了制度性的不平等,在改革条件下,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的收入差别,从而促成了社会分化。因此,两个国家的实质性区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作为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一九八九社会运动包含了对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的自发的反抗,包含了对于推动改革过程的国家的批判,而作为一种社会抗议运动,它承续了对于全能主义国家及其统治模式的批判。[18]然而,正如上述关于国家的区分并不意味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一样,社会抗议运动也是一个包含着复杂成份的社会运动。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复杂情况是:参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阶层也包括了一些利益群体,它们在一九八O年代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好处,出于对正在到来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这些利益群体试图通过将自己的诉求注入社会运动,推动国家进行更为激进的私有化改革。这一群体不仅是改革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改革时代权力与市场的交换关系的直接表达,从而它们的诉求是在上层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展开的:它们利用注入资金、游说上层、在国家与运动之间递送消息,从而达到利用社会运动迫使国家内部的权力架构按照有利于自身阶层或自身集团利益的方向转变(我们不妨考虑康华公司、四通公司和其他一些集团在运动中的作用)。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与国家权力存在密切关系的某些知识分子方面。一九八九年国家的内部分化与国家本身的利益集团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今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萌发,它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进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

因此,“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体现的主要是在国家的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它的若干原则已经经由行政权力的和经济权力的网络内化为国家的改革政策。这一市场激进主义在国家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为“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又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出现。这里的确存在着某种转变或者说权力或权威的转移:在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利用跨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力量重构中国的社会和市场,他们意识到了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和国内市场扩张中扮演的某种保护、遏制和调节的角色,从而不再单纯地将市场扩张的动力寄托在国家身上,这就是“新权威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互纠缠的历史秘密。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与国家的某些矛盾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与国家的关系,它是新的利益关系的产物。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中央国家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之间在有关改革道路问题上和利益关系上时有冲突(它也反映在有关改革与调整的从未停止的政策性辩论之中),加之全球化条件下中央国家、地方国家、利益集团与跨国资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新自由主义”得以经常假借“民间”、“社会”和“市场”的名义,一方面能够影响国家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在海外媒体(尤其是港台和美国媒体)中扮演反对“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或“专制主义”国家的角色。“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本与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至多反映了国家实践的内在矛盾,它在各种场合把自己塑造成为“对抗者”的形象,但这并不证明这一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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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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