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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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厂长、经理和职工的收入差距。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已达6600美元,是普通职工的10倍左右,而公有制企业中的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已相当大,企业经营管理者从工资外获得多种利益已经是普遍现象。第五,新贫困阶层的出现,这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下岗人员、隐性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人员、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人员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贫困人口等。截至1994年,全国职工中生活困难者的比例已由5%上升到8%,1亿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占中国大陆人口的8%。以上研究成果源自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对此作了综述,均见《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36。

   [21]卢迈:《始终不能忘记农村的发展》,见罗峪平的访问报道,见《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14期(1998年7月31日,总68期),页26。

   [22]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心“城市化”和“非农化”等课题,原因之一是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剩余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1980年代以“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为取向的讨论逐渐为城市化讨论所取代。参见王颖:《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学研究》,2000年1期,页65-75。

   [23]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年5期,页3-9。

   [24]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危机始终是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试验者关注的问题,但直到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紧缩现象持续出现,农民问题才得到广泛关注。然而,相当一部分关注农民问题的学者是从刺激经济发展、缓解城市压力等视野出发触及这一问题的,他们既不是从农民的自由权利的角度、也不是从社会关系的平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增长、特别是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提出农村和农民问题。换言之,农民的劳动契约自由和社会平等仅仅是在经济增长受阻的情况下才得到重视。

   [25]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为1989年后有关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提供了论题。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总3期,页7-10)是另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1990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主要见于《二十一世纪》,请参见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3期,页17-27),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6期,页15-25),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10期,页134-142),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答姜义华先生》(10期,页143-149),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11期,页133-136),许纪霖:《激进与保守的迷惑》(11期,页137-140),李良玉《激进、保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2期,页132-134),王绍光《“保守”与“保守主义”》(12期,页135-138),胡成:《激进主义抑或是暴力主义》(13期,页139-145),刘述先《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31期,页40-42)等等。

   [26]引自王焱1998年在《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研究历来重视以康、梁为中心的改革派的研究,较少关注地方性的变化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变化。因此,就历史研究而言,注重地方层面的变化对于清代社会改革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是,1990年代的类似研究和取向并不局限于对戊戌改革的看法,而是以更为广泛的政治观为前提的。

   [27]见刘军宁1998年发表于中国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报》上的系列文章。

   [28]例如,朱学勤在1995年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民主,但在一九九六年他转而批评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和一九九O年代少数学者从事的学术史研究。他说,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进入大陆的情形有点象“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样,而在历史事实和治史方法上均有问题。(《五四思潮、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现代与传统》1995年1期;《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日本《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9期)但这一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从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立场的后退,相反,在稍后的时期他重申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因为“激进主义不是不可以批判,不过,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理论形态上有其严格的学理要求,”他所批评的主要是“保守主义尚未获得其严格的学理形态,即已流变为竞相追逐的时髦标签……”

   [29]在开放上述三大市场的同时,金融系统没有完全开放、农村社会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动,因此,这类社会分化暂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冲突。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九九七年中国能够安然渡过金融风暴(但同时暴露了中国金融系统的严重危机)。这里的问题仍然不是反对开放市场或主张国家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开放市场、在何种条件下开放市场的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国家对市场的调节的问题,即如何形成一种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问题。放权让利的激进化有可能导致国家调节能力全面丧失,从而也导致社会福利体制的基础条件的丧失。如果没有足够的税收,国家不仅无法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可能在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瓦解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如住房、医疗和养老金体系),不可能通过重建社会保障体制为国营企业改革提供制度的基础(国营企业改革的困境之一是这些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负担)。

   [30]1991年《学人》创刊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反思和研究过程的开始。《学人》并没有统一的学术取向,它的出现代表了一批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学者的意愿,即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坚持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都是必要的。伴随各种社会危机的出现,1990年代的后期知识界的论战重新开始,但仍然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关心社会问题的同时,拒绝将个人的学术研究化约成为有关实际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认为,这一数量极为有限的群体的存在的意义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理解。我并不赞成将这一类研究统统归入所谓“保守主义”范畴。

   [31]然而,问题不应到此为止。我们需要追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如果学生运动和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无法触及这场自发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动因,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力量和意识形态限制了他们?第二,如果学生运动及其民主诉求没有能够回应1980年代改革过程的内在矛盾,没有在广泛的社会动员及其诉求与运动的直接目标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那么,学生运动自身的动员力量究竟是什么?我在1993年至1997年间写作、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在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限制不仅与运动的失败具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解释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市场扩张、制度性垄断和全球化过程缺乏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回应能力的思想原因。

   [3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总19期,页5-21。同期刊有金观涛《西方中心论的破灭--评全球文化冲突论》(页22-25),刘小枫《利益重于文化》(页26-27),陈方正《论中国民族主义与世界意识》(页28-35)。

   [33]主要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其它刊物的相关讨论。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有关讨论及注释。

   [34]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中央国家的某种默许和姑息,地方国家和利益群体的走私活动会达到如此猖獗的程度,这一制度性的走私活动严重地恶化了国内市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运转,从而间接地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

   [35]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央政府、地方精英与普通百姓三者关系为中心,重新构思在上述三者之间形成有机互动的“混合宪法”和“混合制度”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崔之元在《读书》1996年9期发表《“二元联邦主义”的消亡》,又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发表《“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试图从政治理论上构想一种混合性的宪法和制度,建立“上”(中央国家)、“中”(地方政府及资本大户)、“下”(普通民众)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意志,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这一政治构想与市民社会理论恰好形成了对照。我认为他的这一探讨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讨论。这一构想自然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但是,若将这一问题的提出放置在1989年以降中国大陆社会的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我认为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

   [36]参见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一文及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的相关论述,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199-220,38-47。

   [37]参看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杂志1994年3期,以及4-7期上的其它后续讨论。与当代中国的其它讨论一样,这一讨论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群体,他们之间甚至存在着理论立场的基本差别。

   [38]张颐武、陈晓明从后现代的角度对人文精神进行了批评,而王蒙则从世俗与精英或世俗与理想等角度对之给予批评。参见: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1995年7卷;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杂志1994年5期)、《想起了日丹诺夫》(《读书》1995年4期)、《绝对的价值与残酷》(《读书》1999年1期)、《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读书》1999年4期)。王晓明后来将有关的讨论编辑成册,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39]戴锦华、张旭东均可以被看作后现代批评的重要代表,但他们的取向与张颐武、陈晓明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过程本身持有程度不同的批评态度。

   [40]对这一市场主义、尤其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批评的,是一些社会学者和新的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李陀:《“开心果女郎”》(《读书》1995年2期)、戴锦华的《镜城突围》等作品,以及黄平有关消费主义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市场意识形态进行了批评。

   [41]触及这一类问题的文章还有张承志:《刘介廉的五更月》,《读书》1999年4期;伍贻业:《世界不会大“同”》,《读书》1999年6期。

   [42]刘禾发表于《读书》杂志1992年10期的文章《黑色的雅典》是最早涉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文字,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盛洪发表于《读书》1992年12期的文字《东方世界的兴起》则是从经济史角度重新审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这类文字表明在1993年有关萨伊德东方主义的介绍开始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探讨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读书》1993年9月号同时刊出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及钱俊《谈萨伊德谈文化》、潘少梅《一种新的批评倾向》等文章,杂志执行主编还以《他们文明吗?》为题发表了一篇后记。此后,张宽在《读书》1994年10月号发表《再谈萨伊德》、《天涯》1996年2期发表《文化新殖民的可能》等文,对此前的观点加以补充论证。稍后一点,李陀在《天涯》杂志1996年4期发表了《差异性问题笔记》,刘禾在《读书》1996年8月号发表了《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

[43]汪晖:《秩序还是失序?--阿明与他对全球化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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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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