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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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所称道的市场关系从来都是一种理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的--抽象,其实质是通过这一抽象将经济与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彻底分离开来,进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实践排除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对于政治性的排斥丝毫不能掩盖这一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力及其政策的内在的联系,例如,在战争和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几乎从来没有掩饰它的政治性,虽然这种政治性经常包裹在诸如“主流文明”之类的伟大神话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不仅是跨国公司和国内经济集团,而且常常是民族国家本身。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能等同于赞成国家的过度干预或反市场,关于这一点,我将通过历史分析加以展开。引文见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引自何增科编写《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

   [2]关于这一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请参见汪晖:《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论》,《天涯》2000年5期。《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将由编译出版社初版。

   [3]这篇文章的初稿发表于韩国的《创作与批评》(总86期,1994),后经修改,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发表于《天涯》(1997年5期)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一九九八年,美国的Social Text(55)、日本的《世界》杂志(10、11、12)和东北的《文艺争鸣》(6)分别刊出了该文的英文本、日文本和更为完整的中文本。今年,韩国的《当代批评》(2000年10-11期)又重新翻译发表了这个完整的文本。台湾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年夏季号)在重刊这篇文章时一并刊登了钱永祥、瞿宛文和赵刚的批评和回应,对此我表示感谢,也将寻找其它的机会对他们的回应文章作出回应。

   [4]我在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倾向不是指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国家经济模式,而是指在新的市场扩张过程中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它很自然地倾向于社会平等和公正的的诉求,并从这一角度对社会民主提出要求。在后社会主义的情境中,这一运动的动员也受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5]按照社会学者的研究,这一“城乡分割”体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差异,即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接受政府的全面领导,而代表政府的各级官员以及办事人员全部属于非农业人口。第二,经济地位的差异,即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价格制度,为发展城市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垄断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限制农村兴办工业。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即城乡收入比例高达三比一到六比一。第四,福利待遇的差异,即城镇居民的主体(全民或集体所有制职工或国家干部)享受终生免费医疗和领取退休养老金待遇,以及粮、油、肉类的稳定供应,而农民则不享受这类福利待遇。第五,社会地位的差异,即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农民。参见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见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页65-67;张宛丽的综述和评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6。

   [6]陆学艺将农民群体划分为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佣工人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等。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7]张宛丽将之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制度结构之外新生出新的地位群体,且他们占有的资源大幅度上升,如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合资、外资或私营企业中的高级雇员、非公有制的企业家等;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群体的地位状况开始变化,如农民、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等群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和分化。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8-29。

   [8]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页15-17。

   [9]王绍光得出的结论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缩小公共权力机构(各级政府及其分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只是缩小了中央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随着地方政府财权的扩大,他们以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能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而且这种干预比以往中央政府的干预更为直接。‘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导致传统命令经济体制的消亡,而是造成了传统体制小型化。”同上,页20。

   [10]经济收入的差距首先表现在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与国营企业职工收入的比例失调(赵人伟:《中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见作者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内部分化则表现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冯同庆等:《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雇工阶层的地位利益包括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契约无法得到保障;劳动能力弱化阶层的初期劳动价值无法得到正当的补偿。均参见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9-30。

   [11]人们通常将吴敬琏视为主张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协调进行的代表,而厉以宁在1980年代则以主张股份化的主张为人所知。1988年,吴敬琏曾主持中期改革规划总报告(《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其它相关的资料见《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规划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价格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成功保证》(《改革》杂志,1988年6期)。

   [12]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页181。

   [13]关于“治理整顿”政策的主要目标,请参见1989年11月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金融年鉴(1990)》),《十年计划体制改革概览》(中国计划出版社,1989)。

   [14]胡和元:《1988年中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体制比较》,1989年第7期。

   [15]关于干部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参见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6] 按统计数据,1979至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 1985至1988年增长幅度为5.1%, 到1989至1991年增长率仅为1.7%。在1992年国家提高粮价、农民收入有所回升之后,1997年以降,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读书》2000年1期,页3。

   [17]在人们通常称之为“新时期”(1978-1988)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大多是大学和研究体制中的领导者。如经济学界的一些争议,起源于有关国家政策的内部争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思想领域的“左”与“右”实质上起源于国家体制内部的争论和派别。由于这些人位尊权重,他们之间的分歧经常被理解为整个知识界的“左”与“右”的分野。时至今日,有些人也是以党内斗争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左”与“右”的。

   [18]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始终以1949年确立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此,人们习惯于从连续性的角度观察毛时代与邓时代的关系。这也是人们把对现实的不满归结于毛时代及其计划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改革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与毛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正由于此,当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坚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时,它与国家改革政策和实践的内在矛盾也就暴露无遗。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以及执政党的双重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政党)使得针对国家的批判运动也具有含混的特点,即它经常在反对旧制度的名义下批判现实的国家政策及其实践。就1989年而言,在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和反对“太子党”等口号下动员起来的批判运动不能简单归结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而是对改革中的国家的批判,或者说是一种双重批判。

   [19]在这里,我需要特别声明:我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一种意识形态。即使本文涉及的个别学者的观点与这一意识形态存在许多重叠,我在这里的分析也不是着眼于个别人的观点。此外,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称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思想,它能够转化为人们判断问题的方式。例如,中美WTO协议签订以后,几乎所有媒体均作了一边倒的报道,同时也赢得了广大社会的反响。然而,普通民众、甚至知识分子对于这一协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为此兴高采烈?如果没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现象。1989年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继续运作,但如果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不能有效地行使其意识形态的职能,毋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强制手段对“违规”现象进行处理。至少我们可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双重的面向,即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面向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面向。后一方面已经蜕变为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极端僵硬的宣传。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赵人伟等)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与其它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作了如下概述: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为1-2倍,与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为2-5倍,与个体运输和建筑业农工的收入差距为5-8倍。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以西部为1)为1.39:1.11:1, 而到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上升至921元,但同时东、中、西部收入的比例扩大到2.25: 1.75: 1,分别是1380元、786元和604元。雇工与雇主收入差距则按照雇工人数的多少而情况不同,但差距急剧扩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全面扩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区域间的差距扩大,如1983年西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与东部差距分别为80和50元(分别为458元、493元和543元),而到1994年,这三个地区的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扩大到2402元、2805元和4018元,收入差额上升到1616元和1213元,差额比原来分别扩大了14.2倍和32.3倍。2,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超出了原来居于高收入地位的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等行业,高出农、林、牧、渔业约2.4倍,二者收入的绝对值差额更大。第三,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1986年三资企业的人均工资为1527元,是该年全国职工人均工资的1.14倍,两者的绝对值相差200元。到1994年1月至2月,三资企业等经济类型职工的人均收入继续上升,当时中国职工工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26.3%,而三资企业的增长速度竟高达92.2%,比其上年同期增幅高出41.7个百分点。到2000年,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职工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等职工平均收入的2到3倍乃至更多。第四,企业内部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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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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