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论创新时代中的组织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0 次 更新时间:2017-05-23 1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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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今天看来,把君主逻辑中的思想路线颠倒为民主的思想路线所呈现出的变革是那样的简单,是不可模仿的。也就是说,对民主的思想路线再次实现颠倒并不意味着可以承载起全球化、后工业化赋予我们的使命,而是需要围绕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去开展一场全面的创新性思想建构,并为后工业社会的建构提供新的且可行的方案。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管这场革命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必将达成对工业社会的否定。当然,由于工业社会积累起了可以瞬间毁灭地球的技术及其产品,这场革命是不能够以暴力的方式展开的,而是需要走在和平演进的道路上,应当是一场由人自觉推进的革命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自觉的革命性创新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这一社会发展中的变革可以从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创新中获得启发。我们看到,革命性的科学创新决不是在对旧体系一知半解的前提下进行的,相反,恰恰需要在对旧体系的深度把握的基础上展开。如果说科学创新确立起了一种与旧体系相对立的理论,那么,对旧体系了解的深度以及全面性,决定了新理论的生命力。诚如韦尔默所指出的:“一旦我们试图根据一种受体系约束的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来说明‘常规’科学与‘革命’科学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就开始瓦解了:因为在常规科学本身当中有太多因素虽然是相当合理的,但却是与这种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不相符的。另一方面,让我以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为例。他真的像罗蒂说的那样‘忘掉’牛顿物理学,从而创造出他的新的行话吗?我并不认为这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很有启发的描述;情况倒毋宁说是,本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在做出他的伟大发明之后,不但始终是‘能讲两种语言的人’,而且,如果他们已经忘掉了旧理论,他们就不可能发明新理论。”〔3〕所以,在人类告别工业社会而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我们对历史与现实都应作出深刻的认识,需要基于客观现实的要求去自觉地开展创新,令每一项创新成果都汇入推动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

  

   我们看到,科学的发展轨迹中包含着“间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法,一种新的理论创立并形成新的体系,留下了科学发展史上的结构性断裂地带。但新体系之所以能够被断定是“新”的,是相对于旧体系而言的,是建立在发现了旧体系中合理性之处不再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超越了旧体系的合理性,用新的合理性取代之。在此意义上,创新意味着发展,是在旧体系的前提下再进一步,而不是从科学发展的起点上重新开始。科学创新既需要理性也需要想象力,单有理性而缺乏想象力或单有想象力而缺乏理性,在现代语境中,都可以被认为是愚蠢的,都没有资格去承担起推动科学进步的创新。韦尔默说,“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爱因斯坦或维特根斯坦、贝多芬或毕加索。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简单地把罗蒂的对立倒转过来,认为唯一真正理性的人就是那些天才:理性的不等于有创造力的。另一方面,愚蠢的倒是与缺乏想象力的有某种联系;可以说一个愚蠢的人是有理性的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但如果我们说他是理性的,那么我们恰恰是在使用狭义的合理性观念,这种观念把每一种有趣的、新颖的、有创见的或原创性的论证方式排除在理性论证的领域之外。但是,如果某人是如此愚蠢,以至于确实不能接受所有超越他的狭小体系范围的论证,那么我们就要怀疑,我们是否真愿意说,虽然他是如此愚蠢,但是从合理性的角度看,他并没有任何问题。”〔4〕也许他还是一个著名学者,比那些实现了科学创新的人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荣誉,或者,受到权威部门更多的倚重,把学术评价的权力交付他的手中。然而,他则凭借着权威部门授予他的权力,用他愚蠢的理性去扼杀科学创新。那样的话,对于科学的发展而言,其实就是一种灾难。社会变革中的创新也是这样,它不允许任何权势的干预,而是需要通过一场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启蒙运动去激荡思想,让每一个对人类命运有关怀感的人都在一个能够成为共识的主题下去开展创新活动,并以和平的方式汇聚创新成果,推动社会变革。

  

   二、创新之于组织的意义

  

   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正如纳斯鲍姆所评论的,“仅仅通过把旧的理论结构应用于新的情形,不可能解决我们将要遭遇的这类困难;尽管罗尔斯理论中的主要要素将继续存在,并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引导,但是这类困难植根于理论结构本身,并以这种方式引导我们寻找一种不同的理论结构模型。”〔5〕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理论探索绝不应满足于局部创新,仅仅提出一个新观点或发展出某项新对策。因为,那无益于改善我们当前的处境,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旧的理论结构进行反思。只有实现理论结构上的重建,才能适应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一全新时代对理论提出的要求。理论的最大意义莫过于给予实践创新以启发,激发人们心中的那种对善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一种理论能够承担起这种功能,就是一种积极的、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理论,至于它是否合乎某种偏狭的科学标准?并不重要。相反,如果一种理论在逻辑上、科学上都显得无比精致,却予人以悲观情绪,让实践失去前行的目标,它就是一种恶的理论,就是人类思想中的一颗新生的毒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既有的理论以及实践技术在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给予我们的往往是令人瞻望前景时生出无限悲观的情绪,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科学上实现理论创新,在创新中去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建立起信心,生成乐观的情绪。

  

   工业社会的一项巨大社会发展成果就是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在这个社会中,几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的。特别是到了工业社会晚期,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或多个组织的成员,人的不通过组织的活动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这个社会并不存在着不通过组织的社会活动。即使单个人的个体行为,也与组织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需要得到组织化的行为及其成果的支持。社会的组织化可以说是工业社会为我留下的一笔遗产,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关于走向未来社会的一切思考都不可能脱离组织的视角,一切行动方案都需要基于组织去进行设计。所以,当我们思考创新的问题时,也需要首先把视线投向组织。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实现了充分组织化的情况下,个人的创新行动以及创新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个人的创新行动和创新能力不被转化为组织的行动和能力的话,其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在今天所关注和谈论的是组织的创新行动和创新能力,而不是把组织作为个人的创新行动的环境,也不是说组织培育出了个人的创新能力。当然,组织如果能够成为个人创新行动的环境和平台,甚至能够在培育个人的创新能力方面有着积极表现,而不是压制个人的创新,它就肯定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组织了,意味着组织已经是一个自主性的活动空间了。但是,在创新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的条件下,组织的这些属性以及表现还远远不够。当我们谈论组织创新或创新型组织的时候,所指的是组织本身而不仅是它的成员成了创新行动者,或者说,组织及其成员构成了不同层面的创新行动者。相对于组织的成员而言,组织积极地培育其创新能力,成为组织成员创新活动的良好环境;相对于组织任务以及所遇到的问题而言,组织则是开展创新行动的整体,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行动者,不会因为其成员的创新行动而使组织失去合力甚至走向分解,也不会因为其成员的创新相互抵销而使组织在承担任务和解决问题时变得无所作为。

  

   虽然人是从历史中走来,历史上的——特别是邻近阶段中的一些问题仍然会重复性地出现,但它们已经不再是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问题。相反,那些问题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解决起来是非常容易的,而新的问题则是需要给予更多注意力的问题。人们只有在找到了解决那些新问题的方式、方法的时候,才能使人类社会发展所推展出的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健全起来。当然,对于解决时代性的新问题而言,技术层面的探索和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处于先行的阵列中。不过,这些探索和创新也是有条件的。其中,制度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都会对它形成制约。“在人们逐渐视组织实践和结构为当然现象而接受,并因此不再质疑它们,不再把它们与替代性的选择进行比较时,各种社会模式在不存在积极干预的情况下,也会再生产其自身。制度模式会形塑行为,以至于行动过程会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和合法的现象。”〔6〕当然,这种意义上的再生产只能说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而不是基于创新的再生产。不仅组织,而且社会运行中的以及构成社会的任何一种因素,一旦实现了模式化,就会表现出一种自我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简单再生产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自我的延续。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合作制组织而言,由于处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必须在自我的每一次再生产中谋求升级,否则,它就会受到环境的淘汰。因为,只有当组织的任务是可复制的,只有当组织的环境是稳定的和不变的,组织自我的简单再生产才是可能的。在组织任务的可复制性和组织环境的稳定性这两个条件的任何一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组织都无法维系一种自我的简单再生产。更何况这两个条件在合作制组织这里都不存在。所以,合作制组织的自我的一切再生产,都是在创新中实现的。

  

   学者们认为,“创新一直扮演着解救所有组织——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其他组织机构——于危难之中的角色。”〔7〕但是,这应当看作是针对现代组织而言的,是在现代语境下对创新所作出的评价。虽然这是对创新的高度评价,却包含着两个前提:其一,创新的价值是在组织处于危难时才得到充分体现的;其二,创新所扮演的解救组织的作用是服务于组织的存续之要求的。这两个方面又潜含着一个判断,那就是组织生命是第一位的,至于组织所承担的任务,则未被作为一个必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或者说,在组织本位的意像中,只要组织能够存续下去,就能够承担起源源不断地加予组织的任务,所以,人们只需要考虑组织的存续而不需要考虑组织所承担的任务就行了。但是,当我们走出现代语境时,当我们告别组织本位观念而生成任务本位意识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组织创新也就不再是出于解救处于危难状态中的组织,而是服务于组织任务的解决。所以,在我们所构想的合作制组织中,创新应是一种常态化现象,是每一项行动都应优先考虑的基本取向,也应当包含在每一项行动之中。

  

组织理论的研究发现,即便是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进取型组织也会荡漾着某种积极向上的组织氛围,组织成员总会对有着优异表现的人心怀敬意,特别会用一种崇敬的眼光看待创新者,从而形成一种追求创新的组织文化。相反,当组织走向衰落时,也会首先以某种文化惰性的形式出现。或者说,如果组织成员对努力工作、保持高绩效的人表达冷漠,甚至进行冷嘲热讽,就说明组织正陷入衰落的过程。这个时候,也许组织需要通过重大的创新以改变组织现状,但组织既有的文化惰性却排斥和压抑了创新。接着,组织就会遭遇优质人力资源流失的问题。一般说来,进取型的组织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特征,相反类型的组织则会有着明显的封闭性倾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中,人们不仅对新来的“闯入者”抱有审视怀疑的态度,而且对于共事多年的人也往往抱有偏见,甚至更倾向于低估同事的价值。这样一来,如果一项创新成果是由那个受到低估和轻视的组织成员取得的,那么,这项创新成果本身是否有价值,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会去对它作出认真的评估。正是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让我们对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寄予更高的期许,让我们相信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可以保证创新成果找到适当的归宿。一个开放性程度较高的组织,必然会伴随着人与物等各种组织要素的频繁流动,特别是这些因素在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流动,不仅会激荡起组织中的创新活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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