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权威的基础史料 深具学术与社会价值

——评《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史事鉴定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 次 更新时间:2017-04-09 0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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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但这些档案与图书资料长期未得到有效整理与研究。另外,在改革开放前的封闭时代,日方及海外资料输入困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史料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开展研究的一大瓶颈。

   二是受制于抗战史与二战史研究中的若干片面史观的影响,重庆大轰炸长期被局限于地方史、个案性范围,缺乏整体的国家民族抗战综合视角,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一些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再加上受到国际研究中的缺陷影响,如日本前田哲男先生指出的,由于美军实施了东京、广岛等地的战略大轰炸,故美军主导的东京审判没有追究日军无差别轰炸罪行,一些研究者或将无差别轰炸作为一般战争行为看待,而未予以应有的分析与研究。

   三是日军轰炸行动所涉及的时间、地点、房屋毁损、受难人数诸多统计数据严重缺失。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因素、人口户籍管理混乱、缺乏统计系统的有效工作,还有日军方面的计划、实施实况记录等史料的收集存在不少的障碍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大轰炸研究局面得到改善,21世纪以来重庆地区陆续推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极大推进了新史料发掘工作,开拓了坚持学术标准和国际视野的新思路。结合海外史料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输入,特别是日本学界前田哲男先生等人的论著中文译本的发行,加之良心派日方律师团的侠义支持,局面有了很大改变。可以判断,更多的传世性成果,正在陆续面世。

   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不仅关涉社会与军事史学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着二战时期诸多宏观与全局性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虽然“当代日本的和平主义观念是显著的”,但由于历史上的军事专横传统,加之美军占领等历史与社会因素,不利于日本的“客体型文官控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的发展”。因此,“这些因素或将促成日本产生一个有形式变化的政军关系体制,与1945年前的通行体制相比较,其本质仍将相同。”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潜伏性存在,对于历经战灾的中国与亚太各国民众来说,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特殊而又敏感的一个问题,也一直被认为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开始于21世纪的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的大轰炸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诉讼案,在日本良心派律师及各界民众的支援下,是正确认识并解决历史问题,促成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一步。

   笔者多年前曾着力发掘史料,研究侵华日军对于自贡等地的无差别轰炸,和日本学术、律师团队专家有较长期的交流与合作。依据这样的经验与体会,结合对学界动态的梳理,笔者的结论是,以史实认定为中心的十年法律诉讼过程,其本身就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检验。鉴定书兼有史学与法学的特质,能够发挥跨学科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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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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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团结报》2017年4月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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