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背运”的李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0 次 更新时间:2017-03-19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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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期的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却至死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司马迁《史记》中一篇《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令后人一掬"萧条异代不同时"之热泪。尤其是那段总结文字:“《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更是情文并茂,声泪俱下,使李广的人格魅力永垂青史,感天动地!

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像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之类意气用事、不着边际的诗句,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平心而论,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既有时代的背景,更有其个人的因素。

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秉行《公羊春秋》"大复仇"的指导原则,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于是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物力与人力,提升国防力量,特别是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

我们知道,骑兵在秦汉时期称为"骑士",是当时军队主力兵种之一。它的发展又以汉武帝反击匈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汉武帝之前,骑兵与车、步兵的地位相近,甚至还要稍低一些。但是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得到了极迅速的发展,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兵种。

古代兵家认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从此以后,汉军便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坚决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取得了汉匈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由此可见,骑兵的发展及其在作战中的突出地位,是秦汉时期兵种建设上最大的特色,它标志着中国军事学术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

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李广、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显然"江郎才尽",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建功立业,尽占风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汉朝廷战略方针的演变遂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局限所致。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长于战斗指挥,骁勇善射,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射术之精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畏誉为"飞将军"。唐代诗人卢纶曾如此颂扬李广的神箭无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张仆射塞下曲》)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李广高明的箭艺与气概。(箭镞入石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然而这种近敌格斗上的剽悍骁勇,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李广曾先后担任骁骑将军、前将军等重要军职,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应该说杀敌立功、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亏输、损师折将,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的风采,给人以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常言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左传·僖公五年》)连续五次机会李广都不曾把握住。这就不是单纯地用“偶然性”所能解释的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中间有来自汉武帝以及卫青等人的掣肘因素在产生作用,但是,在简单的表象背后,我们认为还有本质的问题症结存在,即,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才,他明显疏于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者的致命弱点,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对这样的遭遇,李广自己的愧愤自杀,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词。其情虽可悯,其理实难喻。

李广的战功固乏善可陈,而他治军的做法也多有弊端。的确,在他身上,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优点殊为突出,"宽缓不苛"使得"军中自是服其勇",以至他自尽后,"一军皆哭",连普通百姓也"皆为尽哀"。(《史记·李将军列传》)可是,他在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

具体表现为,行军时"无部伍行阵",止舍时"人人自便",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不击刁斗以自卫",在幕府中则无"文书籍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这种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它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旅进旅退”,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兵法·行军篇》),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篇》)。李广违背了这一治军的基本原则,无怪乎会劳而无功,际遇坎坷了。

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对所谓优秀将领的标准问题做出更合理的界定。一位将领是否优秀,不是看他爱护士卒方面做得如何,关键取决于他能否在战场上克敌制胜。能打胜仗,便是名将;不能打胜仗,那么他再是爱兵如子,再是与士卒同甘共苦,赢得部下的信赖,则依旧是庸将。一句话,胜利是衡量一位将领合格与否,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以此为坐标考查李广,我们不得不对李广说一声,"将军,你并不是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杰出的军队栋梁!"

至于李广的性格与气度,看来也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业的人物。有言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优秀的名将,是能够做到襟怀坦白,虚心容物的。可是很显然,李广并不是那类人,这从他对待霸陵尉一事便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广被闲置期间,曾在蓝田南山一带射猎,打发时间。有一次他带一名随从乘夜色外出,喝得醉醺醺后信马由缰踏上归程,途中经过霸陵亭,负责该地治安的霸陵尉正好也喝得有几分醉意,见了李广未免不够恭敬和客气,大声呵斥李广不该违禁夜行。李广的侍从上前申明这是"故李将军"(意谓退休将军李大人),希望借此免去李广违禁夜行的责罚,谁知霸陵尉仗着酒劲并不买账,声称"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更何况是什么退休将军"!于是按规章将李广扣留在其办公地点整整一个晚上。

应该说,霸陵尉的态度虽然有些粗暴,不怎么通人情世故,不怎么让人感到舒服,但毕竟是秉公执法,照章办事,并无大错,李广不检讨自己的违禁之过,反而将严格守法与执法的霸陵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当自己出任右北平太守后,第一件事便是找霸陵尉的晦气,取其项上的首级,"即请霸陵尉俱与,至军而斩之"(《史记·李将军列传》)。如此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又焉能成就大事?

可见,李广的悲剧,不在于时运不济,而在于他自身弱点。所以,对他的分析和评价,也应该少一点道德上廉价的同情,多一份历史上冷峻的思考。

当然,历史自有其吊诡的地方。历史的真相传递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有时候是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在历史的真实中并非特殊优秀的人物,经常会因种种机缘,而以完美的化身融入后来人们的历史认知,关羽如此,郭子仪如此,李广也复如此。令人不能不佩服历史重构的强大力量。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历史对人物或事件的重新塑造功能。这一点,在后世人们的人物再评价上,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所以,宋朝偶尔杀了一个功臣岳飞,其主事者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就被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动辄大规模屠戮功臣与士大夫的皇帝,却大多被后人轻轻放过。甚至还被千方百计加以淡化或开脱。这不能不让人惊诧历史的复杂性!

在李广的身上,我们同样能见到这种历史人物重新被塑造的景象。借助于司马迁《史记》文字的魅力,李广成为受委屈的历史人物之象征,而久而久之,人们基于同情的心理,又使李广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百战名将乃至民族长城的图腾了。换言之,到了后世,尤其从唐代以降,李广的形象就转化成为人们抗击外侮时追慕英雄再世的精神寄托了。唐代王昌龄《出塞》一诗就是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鲜明例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而高适的《燕歌行》,则更是将李广幻化为针砭当时军队建设之弊端,寄讬人们呼唤与寻找军魂与国魂的希冀了:“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一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道尽了人们心目中的无限期待、无穷追慕!李广是不幸的,生前征战一辈子,连一个侯爵也未得到;李广又是幸运的,身后流芳数千年,其荣耀令多少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将相也瞠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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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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