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亦师亦父、若宽若严——追忆恩师徐轶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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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但余老师的专业是国际私法,平时喜欢的也是法理,所以他的项目和外国法制史离得很远。当与余老师合作写第一本书《大众法学常识》时,我悄悄地问余老师,要不要和徐老师说一声。余老师对徐老师也很熟悉,说你先不要对他说,说了徐老师肯定反对,会说你不务正业。不如你先写起来,徐老师人是严格的,但心肠很好,看到你最后写出来了,他也就不会再责怪你了。

   虽然没有向徐老师汇报,但老师最后还是知道了。他就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你和余老师一起写书,此事我不反对,只要你不耽误正常的学习就行。只是你写这种书没有多大意思,对自己帮助提高不大,现在是出版了一本书,但过了若干年后,你回过头来审视时,就会感觉到付出这么多时间其实是不合算的。当时,我们年轻人也是急于想出名,所以老师的话一时也听不进。同时,写作此书,对自己的写作水平的提高也确实有帮助。但这本书耗费了我三年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了2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虽然得失肯定都有,但老师所说的话无疑是更有道理的。

   老师的严格还体现在他对我们写作论文的必须渐次进步上,即他要求我们每次写东西,他给我们修改后,我们能够吸取其中的得失,以便每次都有一点进步,日积月累,写作的水平不断提高。他多次对我们说,“你第一次交上来的文章问题很大,我不会生气。但是如果你对我的修改不认真仔细地看,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我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小到每一个用语、造句、注释乃至标点符号,大到框架、体系和段落之间的逻辑联系,我修改时都会仔细说明。但你如果不当一回事,下次交上来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进步,那我就要生气了。”我记得有一次任自昌,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故在课堂上被徐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老师对我们学生虽然很严厉,但心肠很好,非常爱护我们。尤其是当其他专业的人,对我们说三道四时,他会当场予以痛击。在这一点上,说他护短也好,爱学生胜过自己子女也好,他都不在乎。就我个人而言,老师的关心一点也不亚于对他自己的子女。读研一时,我因故在华东医院做了一次小手术,回到浦东家里休息了一阵。自己当时怕耽误学业,被老师责怪,故身体稍好一点就赶回学校上课。结果老师就对我说,你这样不行,必须回家去,将身体彻底养好后再来吧。1993年4月,我接受国家公派,去日本进修学习,我原来担任的课教研室排不出人来接替,一时无人上。那年徐老师68岁,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本科生的课了。但为了让我能够准时赴日,安心在日本进修学习,老师就自告奋勇地再次出来,承担起这一较重的授课任务。2000年夏天,老师已经75岁高龄了,加上比较严重的气管炎和哮喘,平时都呆在家里休息,不再外出参加任何会议和活动。但那年在湘潭大学召开的外法史第十三届年会上,将进行新老成员的换届选举。老师就对我说,他要去,为的是站好最后一班岗,让我们新上来的会长、副会长能够心里安然一些。在湘潭会议期间,老师其实每个晚上都没有能够睡好,要靠吃两颗安眠药才能入睡,但老师什么也没说,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每每想到这一情景,我都要感动得无法自禁。

   老师和其他人说话不多,但与我们学生却是非常谈得来,和我则可以说是已经达到无话不说的境界。老师的特点之一就是说话非常坦诚,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闲聊时,我向他请教编写教材的事。当时我是这么问的:许多人都说,编写教材,就是抄书。“天下文章一大抄”,老师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老师回答说:“你不抄别人的书,怎么写得出自己的书?”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又说,不抄别人的书,那你的知识从哪里来呢?娘肚子里不会带知识出来的。抄书并不丢脸,问题在于如何抄?这很有学问。我建议你,第一,抄书时必须穷尽,即在编写教材时,必须将同类型、同专业的各种教材都收集起来,然后加以比较,予以综合,将自己认为好的抄下来,编写出自己的教材。第二,不管抄谁的,一定要予以注明,注释多一点不要紧,千万不要掠人之美。第三,抄别人书时,要注意哪些是主流观点,哪些只是个别人的见解。因为编写教材,是要把已经得到大家公认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顾及到学生今后可能要考北大、人大的研究生之类的。故教材和专著不一样,不能只是一家之言。第四,抄了别人的书以后,要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那怕一、二句,一、二行,也可以。

   老师的这些话非常朴实,都是大白话,但非常管用,而且有着深刻的道理在其中,让我以后经常回味。

   还有一次,法律出版社让我主编一本《外国法制史(教学参考书)》,其中我要写一篇新中国外国法制史学科发展演变的前言,里面有一节是论述外法史研究会年会历史的,我手头资料不全,就去问徐老师要。他二话没说,就拿出了历届年会的会议简报,以及简报中有一些无法公开发表的内容、而由他自己做的记录。我一看,内容清清楚楚,什么都有。这让我非常感动和佩服。徐老师就跟我聊起了他对史料的看法。他说,“我们研究法制史,当看到历史上的一段日记、一封信件、一个会议记录或者一张照片时,就会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历史上的这些当事人而言,他们只是做了一回有心人,多花了一些时间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了下来。与此同理,我们现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或搞一次学术活动,甚至几位同行一起吃一顿饭,等等,如果也能做一个有心人,将其记录下来,过了若干年,也是给后人提供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史料,史料,就是这么形成的。此点,供你参考。我已经年纪大了,你还年轻,今后出席学术会议、参加学术活动一定会很多,你可以将其记录下来,以备后用。”老师的这一番话,让我非常信服,也使我后来受益匪浅。

   这些都是平时我和徐老师在闲聊中的一些小事,现在之所以将它们写出来,一方面表明了老师的坦诚,以及对自己学生的信任;二是感到老师的观点、说法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很有启发;三是想说明,老师外表虽然很严肃,但内心很柔和,他对事很严,对人却是很宽容的。

   徐老师的宽和严,还充分体现在他对师弟陈立彤的事情上。平时,老师对陈立彤的学习要求很严,但对陈立彤的事业发展、他的家庭、他的夫人小孩的事,则竭尽全力帮助。我记得那是陈立彤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老师年事已高,气管炎哮喘时常发作,尤其是冬天不能出门。但立彤在美国要升学,需要华政提供学籍证明及各种资料。立彤不知老师的身体情况,打电话来需要补充资料,老师二话没说,就亲自去办理开证明、复印资料等事,最后再亲自到曹家渡邮局去帮他寄过去(师母和徐青要帮他寄,老师又不放心,怕有闪失。他说,立彤在那边急等着要的)。而那次的冬天特别的冷,老师办好此事后,气管炎和哮喘又马上发作。但事后老师没讲一句怨言。

  

八、学者风范,人生楷模

   徐老师人很善良,为人正直,心地坦荡,故在外国法制史学界也是朋友一片,同行之间相处得很好。在华政,由于他学问做得好,加上人品高尚,大家也都很尊敬他,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另一方面,老师具有强烈的是非感和正义感。看到不对的做法,他就要说,不管是教学和科研上的,还是学校管理上的,因此,有时会得罪一些人。但即使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也都是为了学校“公”的事业,老师绝对不会为自己的私事去招惹别人。

   1995年,在老师70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同年,我也担任了华政副院长。在教学、科研和行政三个领域里忙活,感觉自己的所有时间都被其吸走了。这样,我和老师见面的机会也日益减少。有时,我匆匆地来回于教室、办公室和会场之间的路上,遇到在慢慢地散步的老师,我停下来和教师打个招呼,想说几句话时,老师总是说,你现在肩上担子重,事情多,你尽管去忙,不用顾及我。每当此时,我总是感到因没有时间更多地陪陪老师、和老师聊聊而十分内疚。

   而老师却很豁达,宽容。他经常对我说:“对父母要孝,孝之大者是成就事业,光宗耀祖;对老师要敬,敬之大者是拓展师门,扬名天下。”这些话虽然带有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但却是徐老师这一代知识分子真实信奉的基本的家国观。他对家里人和其他人说,何勤华现在是校领导了,事情多,我们大家不要去麻烦他。学校事大,个人事小,只要学校发展了,我们作为华政人就心里踏实了。2007年7月,老师再次发病住院,儿子徐鸣从美国赶回上海,去医院陪护老师。老师见到徐鸣后,第一句话就是:“徐鸣,你知道吗,华政终于由学院改成大学了。”对学校的关切,以及得知华东政法学院改名华东政法大学之后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老师的言行,也感染了师母以及他的家人。我平时很少到老师家看望师母,但师母每次看到我都非常高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还要往我口袋里塞许多好吃的,说我太瘦了,让我好好保养身体。

   老师的身体原本还是不错的。虽然有气管炎,人也很瘦,但步履娇健,行动轻松,讲课中气也很足。老师身体状况一下子变差,是1989年在华东疗养院休养时,因一位医生处置不当引起的。本来是老师一次普通的气管炎咳嗽的发作,由于这位医生的处置失当,导致了严重的肺水肿,结果在老师胸口打了一个洞,让积水从肺部排出来。这次医疗事故,使老师的身体大伤了元气,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我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去看望老师时,老师反复对我说:庸医害死人啊!庸医害死人!老师这话,当然不仅仅就他自身的案例说的,而是指当时整个医疗界的现象。

   之后,尤其是在2005年以后,老师有过几次肺气肿发作住院的经历,有一次还非常严重。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安全度过了难关。2007年7月24日,我赴江西,和2003级博士生参加一次活动。临出发时,去探望过老师,当时老师住在医院里,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依靠吸氧,病情似乎还稳定。也许是心心相印的缘故吧,26日那一天,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做事精神集中不起来,似乎要发生什么事,但也说不出会在哪里出事。到下午2点多时,学校打电话过来,说老师今天走了。我听后,愣了很长一会,我告诉了周围的学生,大家都很难过。虽然已经有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非常难受。尤其是感到在老师离开时我作为大弟子未能守候在他身边,真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老师的一生是辛勤劳累的,也是幸福的。他从少年时代就追求社会平等、公正和进步,早在1948年求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进步组织“蕾社”(因此老师是我校为数不多的离休干部),也很早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91年7月老师66岁时,才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老师的这种执著、这种追求、这种信仰让我们感动。虽然组织的关怀来得晚了一点,但老师的夙愿最终还是实现了。老师从1952年到华政工作,一直到2007年7月26日去世,始终牵挂着华政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他也得到了华政师生的真诚热爱,1995年退休后,他被授予华东政法学院功勋教授的。1999年华政复校20周年庆典上,学校举行了一个给功勋教授献花的仪式。那天,由我代表老师的弟子向老师献花,我清楚地看到,老师眼里闪着泪花,脸上浮现出开心、灿烂的笑容。

   于华政人可居

   201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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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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