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对新题歌行的“篇”体的贡献:七古和五七言杂古大体上一直是在旧乐府颗中发展的.但齐梁的五七言杂古和七古都对乐府古题的范围有所突破。五七言杂古中如沈约《八咏诗》、萧纲《杂句春情诗》《拟古诗》《伤离新体诗》；戴高《度关山》、萧综《听钟鸣》、《悲落叶》，温子升《捣衣诗》、卢思道《后园宴诗》《听鸣蝉篇》，张正见《神仙篇》，颜之推《和阳纳言听鸣蝉篇》,炀帝、王胄的《纪辽东》等等。七古中的非乐府题如王融所作类似佛教口诀的《努力门诗》《回向门诗》；刘孝威的《拟古应教》；沈约的《上巳华光殿诗》；以及沈君攸、萧诠、阳缙、贺循、阮卓等人的“赋得”诗。从这些题目的比较来看，七古的非乐府题诗脱离了乐府的性格，主要用于应酬，较少抒情意味，而五七言杂古比非乐府题的七古保留了更多的乐府抒情特质，而目都具有歌辞性题目，有些已经用“篇”冠题，这对隋及初唐以“篇”诗为代表的七言新题歌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鲍照之后，以七言为主导的杂言古诗虽然还有三五七言和三三七体等其他形式，但是五七言杂古成为杂言古诗的主流，和七古的亲缘关系在齐梁陈隋诗里也最为突出。因此传统诗学里所谓的杂古实际上主要指以七言为主导的杂言，尤其是齐梁以后蔚为大观的五七言杂古。这就是“杂古”归入“七古”之一类的基本原因。但这种归类是刘宋以后七言古诗转型的结果，并不适合晋宋以前的七言旧体以及杂言体。因此“杂古”归入“七古”应以鲍照的《拟行路难》组诗为时代分界。

　　 注释:

　　 [1]如萧涤非先生认为:“乐府中之七言歌诗，……至鲍明远氏出，更别出机杼，自成一格，所以《行路难》十九首，下开隋唐七言歌行之先路，为七言演进中之又一大转变。”《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138页。

　　 [2]如胡应麟说:“元亮、延之，绝无七言，康乐仅一二首，亦非合作。歌行至宋益衰，惟明远颇自振拔，《行路难》十八章，欲汰去浮靡，返于浑朴，而时代所压，不能顿超。后来长短句实多出此。”见《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内编卷三第45页。

　　 [3]参见笔者:《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及其生成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5]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晋代民间歌谣，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6 -798页。

　　 [6]《晋书•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94页。

　　 [7][8]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798 、8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9]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25页。

　　 [10]参见拙文《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

　　 [11][12]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36、1253页。

　　 [13]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254页。

　　 [14][15][16]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 -218, 221, 224 -243页。

　　 [17]参见拙文:《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8]《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6页

　　 [19]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20][21][22][23][24][25]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978、 1873、2666、 2698、2213、 2637页。

　　 [26]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9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2期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