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史，的确是目前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它有助于使社会史研究者更加重视思想文化的向度，避免简单僵硬的政治经济解释和缺乏灵智的结构分析，增强思想的穿透力和精神的感受力[11]；同时也可使文化史研究者尽可能免除空洞化和表面化。比如，关于近代中国同乡观念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值得从文化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去进行开掘的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它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点。在笔者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课堂上，它已经被讨论多年了。

　　 几年前，唐仕春在李长莉研究员的指导下曾完成《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的请托与受托——以广东会馆为中心》的硕士论文，相当成功。该文虽是从社会史角度做的，但其关于北京的广东会馆在北洋时期新的环境下社会功能的生动揭示，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同乡观念作用于社会的新途径和新方式，读后深受启发。但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整个近代中国同乡观念及其演变，它所揭示的内涵当然仍是不完整的。会馆之外，同乡观念还有其他载体，传播也还有其他渠道，作用方式还有其他种表现等等。此外，它本身的构成问题，与时代其他观念的关系等内容，也还需要深入探讨。笔者一直盼望能够见到这方面研究的高水准成果出现。

　　 在进行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关注上层与下层的相互沟通和流动的历史，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如果说，有人强调在本质上，“社会文化史”应主要偏向所谓下层或大众文化的研究尚有其一定合理性，那么，“文化的社会史”则应更关注上层精英意识和精英文化。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史”还是“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其实都应该是全社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如果偏要强调下层研究的意义，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在目前下层社会和文化研究还十分不足的情况下的一种暂时的策略而已。要进行包括两种取向在内的文化史研究，即使从策略上讲，现在更为迫切的，或者说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也仍该是那些直接以上下层文化沟通为目标的研究实践。以笔者自己正在进行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研究为例，它究竟是怎样由典型的精英观念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社会文化意识的？这个问题就极其重要，而笔者至今仍没有能力很好地完成它。

　　 至于地域文化史和跨地域文化史的关系，应注重地域性的流动和整体性的渗透之互动研究，也可以作如是观。[12]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石田一良著，王勇译：《文化史学：理论和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44页。

　　 [2]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3]同上，第43-48页：“文化史的策略——用文化解释文化”。

　　 [4] L.A.怀特著，沈原等译：《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5]见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or Soci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转见阿普尔（J.Appleby）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第6章中“文化史的兴起”一节。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6]见前引《历史的真相》，第204页。

　　 [7]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刘北成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以“新文化史”名家著称的彼得•伯克就并不完全排斥“旧文化史”。他强调：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并非只是一种新的时髦，而不过是对缺点明显的早期模式的一种回应而已。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化史家都应该随风跟从。可以肯定，历史风格的多样化并存，总比其中一种独占要好”。见Peter Burke,Varietiesof Cultural Hist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198.

　　 [9]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0]参见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载杨念群《新史学》第1卷，中华书局2007年4月版，第115-164页。

　　 [11]此句文字较最初发表在《史学史研究》时，有所调整。

　　 [12]此最后一句文字，发表在《史学史研究》时，因作者自身的缘故曾被遗漏。随后上网刊载，即已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