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8 次 更新时间:2017-01-31 19: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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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  
为马克思提供“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不仅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包括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不是体现在《逻辑学》中,而是体现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认:《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后来又强调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问题,在最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专门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关于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精神,黑格尔的传记作者罗森克朗茨有着深刻的指认:“黑格尔以贵族的激情用大量有趣的事例反对了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力图在竞争制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机制中拯救人的灵魂。”(46)虽然黑格尔最终没能拯救人类,最多只能算是实现了精神的“自我救赎”,但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他的这一“通过劳动拯救人”的理念深深激励和启发了马克思:正是黑格尔所向披靡、无所不能的“绝对精神”,经马克思改造为现实的“人类劳动”,为马克思提供了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并为其学说提供了强大的超越动力和革命自信心。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继承黑格尔的方法而不要他的精神,而是把两者都一起改造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仍有一种对于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解放的展望,即马克思所说的过去时代的结束和真正历史的开始:它一举结束了个人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劳动中的自我对象化与劳动产品和人的类本质之间异化的二元对立。对黑格尔来说,他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界”——实现理性与现实在观念中的和解,所以他对市民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和对立关系的解决始终停留在思维范围内;马克思则与之不同,他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他紧紧抓住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并把这些关系理解为资本在形成自身发展形态的现实历史过程之中。对马克思来说,“概念”最终是在现实社会各对立关系的统一中才成为现实的。马克思恰恰是从概念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视域出发来解读这些概念,使它们真正具有了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使其“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范畴都是哲学概念。”(47)为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48)。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只是对其“逻辑学”的补充,而这一补充只不过是对“绝对精神”本身发展的某种“附加的东西”。针对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时所表现的保守性,马克思后来无情地揭露并摧毁了他称之为黑格尔理论之“中世纪精神”的东西。因此,单凭“逻辑学”,黑格尔依然无法真正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真正同时超越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给独立的“经济学”和“哲学”留下任何余地。对马克思来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9)而这一“抽象力”,就是实证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从具体到抽象”,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之路。这是古典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所采取的“经验化”道路。如古典经济学家总是从人口、民族、国家等所谓“生动的整体”开始,但最后他们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分工、货币、价值等“抽象的一般关系”,进而上升和形成各种经济学体系,只不过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些历史性的范畴和体系普遍化、永恒化了。第二条是“从抽象到具体”,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之路。这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先验化”道路。这条道路“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50)而黑格尔却把它当成了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此黑格尔陷入了幻觉之中。第三条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返回到具体”之路。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化”道路。在马克思这里,具体通过更切近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它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最后又回到表象中的具体,但这回表象中的具体“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具体的总体了。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51)由此可见,前两条道路是分别把“具体”和“抽象”割裂并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之路,而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把“具体”和“抽象”统一起来的辩证法之路。这一辩证法之路的实质就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2)这才是真正的具体与抽象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和解。对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公开承认:“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53)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超越就在于:虽然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马克思并未彻底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充分肯定这决没有妨碍黑格尔第一个有意识地、全面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要做的,就是在最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探寻这些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和内在联系,并适当地叙述出这些联系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语)。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实证性”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性”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有机结合。马克思打通了黑格尔没能打通的古典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通道,弥补了古典经济学缺失辩证法这一环,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转换成了对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历史发展的现实批判,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所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一个变成经济学家的黑格尔,一个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拉萨尔语)。但马克思最终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李嘉图”,马克思就是“马克思”(大写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注(32)。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7页。

   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页。

   ⑤转引自[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页。

   ⑥[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27页。

   ⑦[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10页。

   ⑧[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7页。

   ⑨[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5页。

   ⑩[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

   (11)[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5页。

   (15)[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

   (16)[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24页。

   (1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4页。

   (18)[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65页。

   (19)转引自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20)[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第358页。

   (2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9页。

   (22)[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第210页。

   (2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0页。

   (2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384页。

   (25)[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0页。译文参照了[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第32页。

   (27)[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第53页。

   (28)同上,第24页。

   (29)[苏]伊·奥伊泽尔曼主编:《十四—十八世纪辩证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30)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3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3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4页。

   (36)[俄]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3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8页注(31)。

   (3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83页。

   (40)[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41)[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

   (42)[俄]列宁:《哲学笔记》,第15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

   (4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页。

   (45)[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46)转引自[德]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载《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补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

   (47)[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4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页。

   (5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1-22页。

   (53)同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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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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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 2015(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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