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远:法官助理制度:经验教训与难题突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1 次 更新时间:2017-01-09 0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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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  
法官的人均办案量将进一步增加,因而配置一支强有力的司法辅助人员队伍刻不容缓。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司法辅助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法院内部,短时间内都很难化解这一难题。笔者认为,将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官助理的培养进行有效衔接,恰是纾解法官助理数量不足的优化路径,这与法学教育的目标也存在内在契合。

   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来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两者长期缺乏必要的衔接,亟需寻求革除积弊的途径。有学者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我国法学教育核心基本上还是从国外舶来的高度脱离本土法律实践的技术性知识,法律学者与实务工作者之间缺乏严肃的学术性交流,毕业生从象牙塔进入实践工作岗位之后也往往无所适从”。[28]因此,从法学院在校生或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强化其司法知识与实践技能,恰能有效弥补其在校期间所接受法学教育的不足之处。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也颁布了《关于建立法律实习生制度的规定》。据此,法律实习生可以在实习期间担任实习法官助理或实习书记员,在指导老师帮助下作案件审理、案件记录、起草法律文书以及专题调研等辅助工作。这不仅为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也为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29]

   至于法官助理的培养,则关系到稳定、持久、专业的法官队伍建设,必须根据法官助理的成长阶段及特点来制定阶段性的培养方案。初级法官助理承担的大都是基础性、程序性事务,因而需要重点培养的是规范性审判技能,如审查诉讼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以保证日常辅助工作的规范与高质;高级法官助理应当根据个人的专业特长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尤其是培养其庭审驾驭能力、审判研究能力等。

   此外,笔者认为法官助理的带教工作也非常重要。如学者所言,“司法在古今中外都是一项经验技术性质浓厚的法律实践活动,‘传帮带’的学徒传统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传承方式,难以被取代”。[30]从我国传统的法官培养路径“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来看,其亦体现了学徒制的特点,具有不少合理性。在今后对法官助理的培养中,应当加以体现和完善。笔者建议,应当根据初级法官助理和高级法官助理的特点来配备不同的带教法官。其中,高级法官助理应当由资深法官承担带教工作,以帮助其尽快成为真正的法官。初级法官助理的带教工作可由业务庭多个法官承担,既比较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也能够最大程度汇集多方力量与智慧来切实完成对法官助理的培养工作。

   (三)建立身份认同,帮助法官助理走出职业前景的困惑

   珠海中院的一名法官助理曾坦言,“人们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法官,更多的是关心法官的待遇,而不是法官助理。当法官感到工作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享受了应有的光荣与待遇;而作为法官助理者,是职位的失落,难免产生既然技不如人,待遇不如人,又何必那么投入的灰色心理”。[31]实践中持有此想法的法官助理并不占少数。因此,稳定法官助理队伍是改革法官助理制度的前提条件。

   一是建立身份认同。法官助理虽然只是审判辅助人员,但其亦需要相当的法律知识与工作经验才能胜任。在法院办案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法官助理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法官。尤其是在法官助理与法官职权边界清晰后,两者的职业分工也将随之清晰,那么法官助理这一角色将在审判工作中发挥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笔者不禁联想起前段时间一些法官曾围绕“法官助理是否应当在裁判文书上署名”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持赞成和否定观点者不相上下。笔者认为,在裁判文书上署名是对法官助理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对其角色身份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此举可以更好地督促法官助理履行职责,让法官助理受到当事人与全社会监督的同时,也在法院内部与外部建立起对其身份的认同与尊重。

   二是明确职业预期。对大多数法官助理而言,选择进入或留在法院是出于对法官这一职业的向往。尤其对于年轻的法官助理而言,也许能够接受奋斗阶段并不高的待遇,但却无法忍受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因此,稳定的法官助理队伍,其关键在于法官助理对未来职业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具体而言,应当规定与法官助理劳动价值相吻合的薪酬待遇,完善法院内部考评机制,健全晋升渠道与法官遴选机制。对于符合条件的法官助理,应当择优遴选为法官。此外,更重要的是,应当同时拓宽法官助理的就业前景。如学者所言,法官助理不仅是作为未来法官人才的储备库,也应当成为锤炼法律职业精英的平台。[32]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法官助理都能在日后成为法官。因此,倘若能够增加法官助理这一职业在全社会的认可度、提高这一职业的含金量,让法官助理这一工作经历可以成为日后敲开大型公司、顶级律所、知名学府或研究机构大门的“金砖”,那么也将在客观上帮助法官助理走出当前职业前景的困惑。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说,较之过往,此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值难得的机遇。在党中央及各方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各试点省市应当下定决心,力破司法实践中的沉疴顽疾。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法院的一场自我革命,也是本轮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而法官助理制度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将起到杠杆性作用。因此,必须正视以往的经验教训与现有的实践难题,基于我国的实践与改革予以全力突破。

  

   【注释】 *吴思远,华东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博士研究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研修助理。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障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4deZDA01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郝洪:“人员分类管理,司法改革第一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7日第2版。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第13条。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9条。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第34条。

   [5]具体探索内容可参见:“适应公正效率主题尝试设置法官助理——房山‘三二一’审判机制结硕果”,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7月3日;“建设职业化法官队伍”,载《解放日报》2002年10月3日;“深圳罗湖区法院构建审判新机制——法官助理与速裁法官亮相”,载《法制日报》2003年5月19日;“深刻的三大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28日;“浏阳市法官遴选和法官助理制度调查”,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3日等报道。

   [6]广东省是我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先行者。尤其是深圳中院及珠海中院的相关探索,颇具创新价值,也多次获得中央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笔者曾前往深圳中院及珠海中院进行调研,据了解,其法官职业化的试点改革于2011年便已起步,其中包括了员额制、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法官助理及书记员改革等内容。应当说,相关实践探索为本轮司法改革的深化推进奠定了基础,也为全国法院提供了有益借鉴。

   [7]在先前探索中,有的法院将原助理审判员全部改称为法官助理,并享有原助理审判员的权力,包括代行审判员职权;有的法院将原助理审判员全部降任为法官助理;有的法院则挑选部分在选任中落选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任命为法官助理。参见张传军:“我国法官助理制度之探析”,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期。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第18条。

   [9]冀祥德、邓超:“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价值评析”,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6期。

   [10]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早在“二五改革纲要”中就提出,“推进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司法技术人员等分类管理办法,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和其他各类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法官职业特点的法官职务序列”、“根据人民法院的管辖级别、管辖地域、案件数量等因素,研究制定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比例方案”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第34条、36条。

   [11]具体报道参见卫建萍:“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迈出重要一步——上海任命首批231名法官助理”,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6日第1版。

   [12]杨江:“司法体制改革的上海样本”,载《新民周刊》2015年7月23日。

   [13]王川:“法官助理为主审法官‘减负增效’”,载《上海法治报》2015年7月22日第14版。

   [14]王伟:“二中院法官助理庭审首秀”,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27日第4版。

   [15]李娜:“承上启下做好审判团队‘润滑剂’”,载《法制日报》2015年5月23日第5版。

   [16]2014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共计102.3万件,判处罪犯共计118.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了7.2%和2.2%;同年,我国法官年人均结案数量已经达72.2件(不含减刑、假释案件),同比增加了4.54件。其中,浙江、上海、北京、江苏、重庆、广东法院的法官年人均结案数超过100件,分别为160.42件、158.74件、138.26件、126.16件、109.74件、108.68件。应当说,法官的办案量与压力日益增加。这对办案质量及法官健康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以上数据分别参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严戈、袁春湘:“2014年全国法院案件质量评估分析报告”,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9期。

   [17]限权法官是与全权法官相对的概念,其在全权法官授权或监督下行使部分案件的调解权与裁判权。限权法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治安法官(magistrate/justice of the peace),其不是真正的法官,而是“准法官”。通常设置在基层法院,在诉讼中享有非常严格和明确的权力,包括举行预审、决定保释、接受有罪答辩以及对小额诉讼案件、轻微刑事案件作出裁判。

   [18]根据“上海方案”,原助理审判员未能入额的,在5年过渡期内仍享有审判权。然而,过渡期满后如何妥善分流这些人员仍未定论。政策的不明也致使法院人心难稳。

   [19]陈永中、王鹏:“法官助理制度运行试点中的问题与应对”,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3日第5版。

   [2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第19条。

   [21]以“上海方案”为例,法官助理的主要职责是:“(一)在法官指导下审查诉讼证据、准备与案件审理有关相关的参考资料;(二)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诉讼参与人、进行调解;(三)协助法官调查取证、保全执行;(四)草拟法律文书;(五)与审判相关的调研、督查、考核、宣传等工作;(六)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因工作需要,法官助理还可以代行书记员职责。”参见姜平主编:《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制度选编》,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22]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正式出台。 不过其中部分内容仍具一定的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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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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