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新 张秀兰: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

——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5 次 更新时间:2016-11-27 01: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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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新   张秀兰  
《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

   [19]葛新斌:《两为主政策中的政府投入责任探析》,《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2期;陶圣琴:《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的责任》,《现代教育管理》2010年第6期;巫斌、安振武:《两个为主政策难以推行的原因分析》,《当代教育论坛》2007年第5期。当然,流入地政府设置流动儿童入学门槛除减少财政投入这一主因外,其教育部门也有降低流动儿童的流动性对教学管理冲击的考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流动性在近年来正在降低。参见段成荣:《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1期(2015年2月)。

   [20]以色列和苏联都曾尝试以其他集体机构来替代家庭成为儿童早期社会化的场所,但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参见胡文芳:《浅议现代家庭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1]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潘允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15页、第508页。

   [22]如周荣瑾:《家庭功能弱化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探讨》,《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3期。

   [23]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等学者也提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都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上面临诸多挑战,在制度安排上要作为整体来考虑,并提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让更多儿童随父母进城。参见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第3期。

   [24]关于留守经历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可参见佘凌《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发展:家庭与社会化的视角》,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四章“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状况”第6节“留守经历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该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生活目标、生活技能、亲子关系、学校适应等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自信心和社会交往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均较低)。

   [25]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第3期。

   [26]2010年对重庆31所小学1.2万名学生的调查发现,有67.6%的留守儿童半年以上才和父母见面一次,有11.6%的留守儿童甚至两年以上没与父母见过面,家庭教育的优势何以发挥?参见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27]范兴华等从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等维度出发测度不同儿童群体的社会适应性,研究发现,总体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一般儿童、流动儿童、单留守儿童、曾留守儿童和双留守儿童。参见范兴华、方晓义、刘勤学、刘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刘成斌等则从教育社会化、生活社会化、身心健康社会化、人际关系社会化、知识广度与他人评价等维度比较了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的总体社会化效果要优于留守儿童。参见刘成斌、吴新慧:《流动好?留守好?——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比较》,《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7期。

   [28]参见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人口研究》2008年第2期

   [29]相关研究参见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地理研究》2010年第1期;刘锐、阳云云:《空心村问题再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30]吕利丹等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发现,2005-2010年0-5岁学龄前流动儿童增长幅度达39%,明显高于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31%的规模增长;基于重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分析也发现,学龄前儿童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在校儿童,这表明教育是影响流动人口随迁的重要阻力因素。参见吕利丹、王宗萍、段成荣:《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中子女随迁的阻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3年第5期。

   [31]如1995年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请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按工种性质对不同岗位进行分级管理,苦、累、脏、险的A类工种允许招用外地工,较为轻松的C类工种不得招用外地工,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B类工种则本着先本市后外地的原则招用。参见杨聪敏:《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规模考察》,《探索》2009年第4期。

   [32]《关于印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8年第7期。

   [33]《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1年第23期。

   [34]《财政部关于规范收费管理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通知》(财综〔2004〕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告》2004年第3期。

   [35]《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6年第10期。

   [36]《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2年第26期。

   [37]《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4年第9期。

   [38]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督学报告——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15n/ 2015_zl08/201504/t20150402_186882.html,2015年7月14日。

   [39]如北京市截至2014年底,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12.8万人,非北京户籍49.08万人,占41.7%。半月谈网:《流动化社会,让每个儿童享受平等受教育权》,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jrt/2015529/136185.html,2015年12月1日。

   [40]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第3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段成荣等对不同年龄阶段流动儿童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5-2010年,学龄前流动儿童(0-5岁)增幅为26.91%,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6-14岁)增幅为23.69%,大龄儿童组(15-17岁)增幅为84.54%。参见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郭静:《我国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问题与对策》,《南方人口》2013年第4期。两篇文章中不同年龄阶段流动儿童具体增幅有所差异,但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增幅迟滞的趋势是一致的。这背后的阻力,从笔者对北京某幼儿园三位家长的深度访谈来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办齐在公办小学入学的诸多证明材料并非易事;二是因为异地中考和高考改革政策不明朗,对孩子未来发展有较高预期的家长不得不选择让孩子返乡入学。

   [41]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督学报告——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42]葛新斌:《“两为主”政策中的政府投入责任探析》,《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2期。

   [43]付尧、孟大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供给研究——基于成本分担理论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17期。

   [44]刘俊贵、王鑫鑫:《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务经费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教育研究》2013年第9期。2015年11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起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新政策的一大亮点是推动了相关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对于城乡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等经费投入,明确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担责任。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35期。

   [45]“洼地效应”喻指水往低处流之意,参见夏飞、胡洪曙:《试论“洼地效应”》,《技术经济》2001年第11期。

   [46]全国经济百强县瑞安在实施教育同城待遇时便曾遭遇“福利洼地”问题。参见晏扬:《别让“同城待遇”成为地方政府不能承受之重》,引自: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6/08/content_1410066.htm,2006年6月5日。

   [47]如北京市2015年规定,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需要的证明材料要“五证齐全”。“五证”包括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杭州市2015年的相关规定是:1、凡在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应在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2、父母双方于2014年8月31日前在杭已办理(临时)居住证且在之后一直按规定办理,无中断;3、父母双方或一方于2014年8月31日前已在杭缴纳社会保险且在之后一直按规定缴纳,无中断;4、父母双方或一方于2014年8月31日前已与在杭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工商部门办理的在杭营业执照,且在之后一直按规定办理,无中断。

   [48]刘成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操作化——以浙江省为例》,《青年研究》2007年第10期。

   [49]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编著:《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第128页。

   [50]陶圣琴:《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的责任》,《现代教育管理》2010年第6期。

   [51]义务教育政策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不拟详述。

   [52]段成荣:《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

   [53]关于中国应急式政策制定的背景和特点,参见张秀兰、徐月宾、方黎明:《改革开放30年:在应急中建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54]《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13〕16号)规定,“各部门报送国务院的请示性公文,凡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必须主动与相关部门充分协商,由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会签或联合报国务院审批。部门之间有分歧的,主办部门负责人要主动协商;协商后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应列明各方理据,提出办理检疫,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会签后报国务院决定。”

[55]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位国内外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学者都关注了中国跨部门政策制定的结构性因素,最有代表性的是,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奥克森伯格( Michael Oksenberg)以能源政策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决策过程中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寻求共识的过程,参见Kenneth 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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