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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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厮杀!

   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了,他的一生都未曾摆脱两个自我冲突搏击的精神折磨。这位在太平洋彼岸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留学归国下船伊始就宣布了“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他整理国故,搞考证,到处传播“为学术而学术”的西方治学观念。然而目睹中国政坛的现状,他又如何耐得了书斋的寂寞?在“超我”的驱使下,他办《努力》,办《新月》,办《独立评论》,声称“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超我”愈是活跃,“本我”就愈感委屈,时时抱怨“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一再地想摆脱外务,专心著述,以“了我十五年的学术旧债”。然而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的国势又容不得“本我”有尽情施展的时刻,“超我”终于一发而不可收,逼迫胡适“出来做事”,坐上了驻美大使的位子,但又“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本我”的外在化身和时常劝自己不要从政的老妻。好容易捱到抗战结束,胡适终于回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过他的“超我”并不曾得到片刻的安宁,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府不断拉他出来“帮闲”、“帮忙”。直至那座腐朽的危厦倒塌前夕,胡适还放下手中的学业,风尘仆仆地飘洋过海为蒋介石去争取美援。就在临行前不久,“本我”有过一次小小的当众发泄,那是胡适在北大校庆纪念会上发言之时,竟然泣不成声,痛责自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哪一个是真正的胡适?是“本我”抑或“超我”?应该说这两者都是真实的,胡适的“自我”正是“本我”与“超我”的互逆而反差强烈的复合形象。

   细细体味在“本我”与“超我”双重支配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复杂心境,可以发现他们在决定自己的政治进退时有两度不得已:一度是从政不得已。近代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本位意识”,他们渴慕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自己的学术生涯,通过研究学问以贡献人类,自娱人生。然而历史偏偏将他们推到了政治的前台。他们多少是恋恋不舍地告别自己的本业,违心地扮演一个全然陌生的角色。一度是退隐不得已。从政的知识分子退归学界,不是那种“超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凯旋般功成身退,恰恰相反,而是在救国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在内耗中带着淌血的创伤这样的失意境遇下凄然身退的。

   宋代的范仲淹说过一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倘若将句中所忧的“民”与“君”改成“学”与“国”,又何尝不是近代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形象写照?他们在“本我”与“超我”的双重折磨下痛楚地辗转反侧,无法释放因不平衡状态而引起的心理紧张。他们在心理场中苦苦地寻求“本我”与“超我”间的必要张力,寻求一个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点,然而这平衡点是如此的不可捉摸、若有似无,以至于近代知识分子犹如一只巨大的钟摆,随着社会大气层环境的变幻,在学术与政治的两极之间反复不停地摇晃、震荡。

  

近代进退之潮与儒道互补古风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站在历史的十字街头,面临着学术与政治两条方向相异的岐道,进行着艰难的自我选择。左右这一选择的,除了选择主体的认识、情感和心理诸般个体要素之外,更重要的是选择时所际遇的社会政治环境。

   从整个宏观群体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规模“进”入政治的潮流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狂潮,使土大夫们开始从自矜自大中醒来,认识到国家的危亡,投入了变法的洪流。知识分子从此作为一支离心于王朝的社会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导演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史剧。第二次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后,西方新思潮的影响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刺激了知识分子们以俄国和西方为理想蓝图变革社会现状的意识,一大批政治刊物和政治社团如同雨后春笋在大江南北破土而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改组了国民党,知识分子们以激越的政治热情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国民大革命。第三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逐年升级的民族危机和国民党政府的委屈求全,迫使知识分子愈来愈关切国家的生死命运,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深入社会各阶层,开展全民救亡运动,为了团结御侮,收复失土,知识分子们作出了最大的物质和精神牺牲。这种罕见的救世精神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而更加高涨,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积极地干预国事,主持正义。随着全国的解放,知识分子们又将这亢奋的政治激情带入了新中国的历史。

   如同大自然的潮汐有涨有退一般,与三次“进”潮相对应,近代知识分子参与“救世”也有两次大规模的“退”潮。第一次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刚刚在欢庆推翻清王朝的盛大宴会上举杯相贺的知识分子们突然惊异地发现,历史在转了一个圈子之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连中华民国这块遮羞的招牌也岌岌可危,他们在历史的迷津中陷入深深的茫然,治国的理想刹时变得如此飘渺遥远,不切时弊,他们不愿在政治的沙漠中继续那盲目和无谓的耕作,于是纷纷退入学界,重新投入久违的学术生涯。第二次是1927年蒋汪集团叛变革命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大革命的蓦然夭折而失去了继续奋斗的方向,在非左即右的十字路口无所适从,于是不得不退出政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为国民党新军阀杀人如麻的血腥恐怖所惊吓,作为一个幸免于难的生存者,他们急急逃离布满漩涡的政海,爬上学术的沙滩,在那里为惊恐的灵魂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显而易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退身学海,并非是由于民族危机已欣然解除,恰恰相反,近代中国的危机如同一组接踵而至的地震,始终没有真正地停歇过,只不过每次震荡的峰值高低不一而已。因而左右近代知识分子这一选择的与其说是一种“平和感”,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挫折感”。留学日英的李剑农,1916年返国后即应湖南军阀赵恒惕之请主持起草省宪,以后又出任省务院长,他希冀以湖南作为实验园地,实现联省自治的救国理想。然而在军阀的把持下,联省自治只不过是地方割据的时髦别名而已。李剑农失望地意识到自己的救国蓝图“纯届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遂挂冠而去,潜心书斋,立志当一名超政治的学者,后来他发表了著名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进退之道是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的话,那么在近代知识分子那里则转化为政治与学术的峰峙。退身学术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庄子精神。郭沫若在随同南昌起义队伍南下的途中,将附身的东西统统丢弃了,唯独剩下了一支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他承认这是思索自身未来去向时“下意识中的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学术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天地,对不甘认输的勇士来说,它可以让你在短暂的间歇里缓缓地喘几口气,冷静地反省过去和重新设计未来,以提供一个再度跃起的基点;对倦于争斗的弱者来说,它也可以为现代隐士构筑起一道半透明的屏障,抚平你心头的创伤,让你在适情怡性的学术世界中找回失落的自我。所以从来不曾退却过的鲁迅当年就颇不以为然地说起一些文人:“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

   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艰难岁月里,随着历史脉搏的跳动和自身命运的浮沉,在政海与学海之间徘徊着,穿梭着,不断调整着一度定型的角色选择。在这一进一退的行为模式中,使人依稀分辨出在大一统的政治氛围中沉淀下来的,从古老先哲开始而代代相袭的儒道互补的社会心理定势,尽管在近代的历史情境下外部构造已经转型,但那内在灵魂却生生犹存。

  

双向互逆选择中的四重层带

   一极是赏心悦目、适情怡性的学问苑地,一极是慷慨悲歌、惊心动魄的政治沙场——对于近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双向互逆选择,一个意识到自身的双重责任却又不得不对角色单向认同的选择,如同被判罚点球的足球守门员,明知有义务守住大门的左右两个角落,但在最后的一瞬间只能果断地舍弃一边、飞身扑向另一边一般。

   然而理论逻辑上的双向互逆并非意味着实际结局中的非此即彼。犹如黑白之间总是存在着无限丰富的灰色层带,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也可以找到即此即彼的“中和”地盘,尤其在选择者的心理层次上更容易产生这种灰色感觉。

   倘若没有必要划分得过细,我们可以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依照从学术到政治的认同强弱,描述为四重层带。

   第一重层带是“超然治学”。这种知识分子超乎于一切政见之上,游离于纷扰的尘世之外,不问人间几度炎凉,竭力将自己禁锢在学术研究的小天地里。他们视政治为肮脏的渊薮,以终生侍奉学术而自视清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原本是活跃在政坛上的,只因壮志未酬而心先死,故退为献身学术。与陈寅恪齐名的另一位文史大师陈垣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当选过国会议员,位居教育部次长,后来“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专心致志于教学与著述”。在那样一个“匹夫有责”的危急年代里,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职能不能不说有负于国家和民众,也有负于知识分子的神圣称号。不过,也许正因为他们对双重角色有取有舍,才使得他们的学术生涯大放异彩,因而从另一重意义上说又无愧于国家和民众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

第二重层带是“学术救国”。为学术而学术原本属于太平盛世的蓬莱仙境,装饰在近代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历史橱窗里毕竟有不合时宜的奢侈品之嫌。尤其在国厦将倾之际,生灵涂炭之时,如此超然物外似乎很难实现内心的良知平衡,于是便产生了学术救国。前面提到的陈垣,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从服膺乾嘉学派转为推崇经世致用的顾炎武,《日知录》成为他启迪学生爱国心灵的钥匙。当朝阳门外日本军人打靶的枪声打破了北大红楼课堂的安静时,陈垣低沉地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是从各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近代我国历史上,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真是何其多也。冯友兰写过一部学术性著作《新原人》,也要点明“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的非学术性动机,甚至出家的李叔同在芦沟桥事变之后也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赠人,颇有“念佛救国”之趣。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高扬学术救国的旗帜,除了真诚地相信它的功效这一认识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更微妙的心理防卫需求。舍弃了政治功能的他们,在国将不国的年代里,一方面承受着舆论和良心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愿尝试可怕的政治风险。万般无奈之中,似乎只有标榜“学术救国”,将学术升华到与政治等值的地位,方可消除由角色欠缺所引起的焦灼感,慰藉躁动不安的良心,以获得短暂的心理平衡。尽管绝非每一个人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本能层中的心理防卫机制通过补偿这一功能确实在不知不觉地拯救着他们的内心困境。因而即使从政治第一线撤退的“伤员”,也往往不是退到远离前线的大后方,而是驻足于接近政治的边缘地带。像近代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施复亮在1929年与改组派决裂后,一度“决心永远做一书生而不再过问政治”,但接着又补充说明“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他以后编著的几十本学术性著作无不带有经世致用的意味。这样,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里,西方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学风依然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而为人生求知识的传统却被阐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又给近代学人带来了一重传统抑或西化的困惑。像梁启超虽然深谙“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应该“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但为时代精神所感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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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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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向未来》杂志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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