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晨:晚清“文”“史”参照下重解《檀香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8 次 更新时间:2016-11-09 2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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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晨  
当时军机大臣荣禄统领下的武卫军中颇有装备精良的劲旅。与联军血战过、由聂士成统辖的武卫前军,也配备了克虏伯过山大炮十六门、克虏伯六O炮和格鲁森炮六十多门[22]。唐德刚教授也指出“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大炮,连后来的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23]

   对于庚子事变期间中国军队装备水平的认识,并非细枝末节。这将直接引发一个重要分歧:如果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还如鸦片战争期间之原始、落后,那么列强就是赤裸裸的恃强凌弱;可是,如果中国军队的装备与西方旗鼓相当甚至略占上峰,却在战斗中不堪一击,这固然仍不能改变列强的侵略本质,但问题的焦点则理应转向对自身制度甚至文明的反思。晚清文学作者们书写庚子事变时,从未将中国战败的原因解释为装备落后,而是皆归结为朝廷的昏庸和纵容义和团。庚子事变后,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开启了大规模的制度革新和痛切的文明反思,以至“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24]。现代军人出身、对武器的敏感超出寻常作家的莫言,却以相当篇幅的武器叙述来解释中国被侵略的原因,他在如此分歧中鲜明的作出了与晚清文学作者们迥异的选择。

   《檀香刑》里德军的先进武器吓住了袁世凯,孙丙却对之毫无畏惧甚至毫无兴趣。小说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虽然孙丙歼灭了德军一个小队,也俘虏了德兵为人质,虽然他的护法“猪八戒”“在天津小站练过兵,受过新式操典的训练”[25],虽然高密乡间也不乏“打兔子的牛青”那样的好枪手,可是《檀香刑》里,孙丙和义和团竟从来没有任何缴获德军武器的兴趣。缴获武器在《红高梁家族》里是余占鳌为之生死相搏的要务,但孙丙却视若无睹。莫言正是有意强调孙丙以最原始的武器对抗德军,以此突出高密乡民的血性。

   莫言毫不讳言甚至浓墨重彩地演绎义和团的荒唐事。孙丙号称岳飞附身,带领着猪八戒和孙悟空两大护法,将乡民发动为诸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其中情态,虽荒唐可笑,甚至不乏嘉年华式的喧闹,但并无晚清文学叙及义和团时常见的凶残暴行。莫言也从未提及义和团的种种荒唐其实与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息息相关,义和团顶峰之时甚至慈禧太后本人也要“一天念能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26]。晚清文学作者们记叙之间,对义和团和朝廷权威携手而生的荒唐充满讽刺揶揄:“尚书启秀,函请五台山僧普净,来京攻西什库教堂。僧言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赤免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27]

   与此相比,《檀香刑》里孙丙和他的拳民们的荒唐要单纯得多,莫言让这些荒唐喧闹起于乡间也止于乡间。如此,刀枪不入虽不可信,却也不失为一种来自民间传奇的勇气;诸神附体虽似闹剧,可面对洋人的暴行也算得一种悲壮的反抗。不仅如此,孙丙竟然通过乡间戏文的学习就在军事方面“富有才干”,率领义和团展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孙丙通过戏文掌握知识,其知识结构与红色经典《林海雪原》里同样出身于胶东乡间的杨子荣如出一辙。孙丙靠着这些知识,不但能击退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还一度用陷阱和大粪击退了令袁世凯恐惧的德军:

   这种富有特色的中国战术充满了恶作剧的精神……知县已经对孙丙的战术风格有了大概的了解。是的,他很幼稚,他的许多做法完全是儿童式的,但往往能出人意料,发人深思,而且十分管用。[28]

   莫言的如此书写大大改写了史实,甚至有违常识。袁世凯军作为当时清朝最优秀的军队,其战力与义和团之间当然有悬殊的差别。战力水平还略逊袁军的武卫前军之一部,曾“将营中存枪四十杆送迁安县令李映唐剿拳匪,数日拳净。”[29]晚清文学对庚子战争的记叙几乎从未写过义和团的“管用”,对“拳匪”愚昧的挖苦反而比比皆是。晚清著名作者吴趼人(1866-1910)在《新石头记》中的记述姿态很有代表性:“他们老说不怕枪炮,那攻打使馆,被洋枪打死的,也不知多少……你说笨的可怜不可怜!”[30]周作人(1885-1967)在《知堂回想录》里也曾叙及民国初年一个良可玩味的细节,钱玄同当时的包车夫“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31]

   依史实与常识,袁军绝不会被拳民以原始的武器击败还需德军帮忙。莫言如此着力的书写,虽与基本的史实相背,却成功地凸显了孙文通过戏文掌握的“中国战术”。莫言这已不是在说军事战术,而是在树立一个中国民间文化的象征。在莫言的情节设计中,孙丙和拳民们不但未受官方的些须支持,反而备受戕害,却以最原始的武器,在喧闹的猫腔和附体诸神的鼓舞下与装备先进的德军血战且一度未落下风。在这个意义上,孙丙比袁世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尊严。也正是如此战争书写,才使孙丙区别于寻常江湖好汉,成就了一个民间战争英雄的神话。


三、酷刑与神圣

   莫言在《檀香刑》中以大篇幅奇丽磅礴的笔法书写惊心动魄的酷刑,成为整部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檀香刑》里酷刑不只是邪恶与残忍,而成了一门精湛的艺术。此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如此正面、大篇幅地铺展过刽子手的手艺,《檀香刑》的酷刑书写堪称具有开创性的暴力景观。

   莫言让酷刑成为艺术,也让刽子手这一历来令人不齿的形象获得令人瞠目的专业美感。比如,他不但细致地铺展了刽子手赵甲对变法志士钱雄飞令人心悸的“五百刀凌迟”,还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凌迟手艺的等级:

   书上说凌迟分为三等,第一等的,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二等的,要割二千八百九十六刀;第三等的,割一千五百八十五刀。他记得师傅说,不管割多少刀,最后一刀下去,应该正是罪犯毙命之时……延至本朝,五百刀就是最高刀数了……刑部大堂的刽子手,出于对这个古老而神圣的职业的敬重,还在一丝不苟地按照古老的规矩办事,到了省、府、州。县,鱼龙混杂,从事此职业者多是一些地痞流氓,他们偷工减力,明明判了五百刀凌迟,能割上二三百刀已是不错,更多的是把人大卸八块,戳死拉倒。[32]

   翻检史料即可发觉,这是莫言对凌迟酷刑兴致勃勃的夸张。晚清时期凌迟固然仍相当残酷,但早已不是“千刀万剐”而基本上是“八刀刑”[33]。即便被清廷恨之入骨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受之凌迟也不过“凡百余刀”[34]。但在莫言笔下,赵甲所行之五百刀凌迟,计算严谨、技艺精湛,成为惊心动魄的艺术。

   莫言不仅让酷刑成为艺术,他还着力安排刽子手赵甲获得了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子、宰相将军都不曾获得的尊严。行刑前刽子手面涂鸡血后,面对皇帝也不必下跪,因为“涂了鸡血的刽子手,已经不是人,是庄严国法的象征”[35]莫言甚至极尽想像力,安排慈禧太后钦赐刽子手赵甲佛珠一串,并命光绪皇帝将自己所坐的龙椅也赏给他,以至封疆大吏袁世凯也要对这龙椅叩拜行礼!如此书写显然来自莫言的想像,莫言自述“没见过刽子手行刑的场面,甚至也没查到有关的一条资料记录,只能靠想象”。[36]从晚清末期留下的凌迟行刑的多张照片可以一目了然:行刑时既无高高在上的看台,刽子手面色也一如常人,并未涂上使他们成为“国法象征”的鸡血[37]。莫言虽自述“这个小说母本就是一部戏,《檀香刑》是一部民间戏”[38],但他对刽子手尊严的夸张程度甚至相较于传统戏曲仍大大逾越。并且,即便这一切都是真的,皇帝所赐的龙椅既然能令巡抚跪拜,刽子手赵甲又怎可安坐其上?他唯一能做的也是在家中将龙椅恭敬供奉以谢隆恩。可莫言却偏要描绘一个刽子手臀下安坐的椅子令大臣跪拜的情节,因为在《檀香刑》中刽子手的手艺所关甚大。他借德国胶澳总督克罗德之口点明:“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39]这段话如此醒目,以至论者常认为其关乎《檀香刑》的主旨:“这也正是《檀香刑》所要表达的真实内核”[40],“为什么会将刑罚变成了艺术,是什么东西使刑罚变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艺术’?《檀香刑》正是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41],

   莫言明言中国的刑罚最为残酷,并且这种残酷直接来自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恰与晚清时期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判断符合若契。当时中国“骇人听闻”、“无法想像”的酷刑,“被解释为中国未能走向文明化进程的标志。这些理由支持了西方人蔑视中国法律体系是‘无人性、不公正的’,从而确定了自身文化的优越性。”[42]莫言固然不愿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他也很自然地将酷刑与中国文化的核心联系在一起。可是,莫言和赞颂《檀香刑》这一深刻“内核”的论者们也许并未意识到,以此理路推究中国酷刑的文化本质,可能本身即是一种“东方学”。

   欧洲历史上同样有渊远流长的酷刑传统,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规训与惩罚》中开篇细致描绘了1757年的法国酷刑:“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43]法国史实中繁复的酷刑,比莫言虚构出的“檀香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欧洲著名的“轮刑”,设计复杂,“人要好几天才会死”[44]。如此酷刑在理性大师们著作广播的时代依然在欧洲通行,直至1830-1840年间才“几乎完全销声匿迹”[45]。轮刑在“克罗德”来自的德国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841年[46]。中国的酷刑在1905年被废止,其间相差不过60余年。与欧洲相比,中国的酷刑谈不上“最先进”,中国人对此亦并无“特别的天才”。因此,英国刑法学家Ernest Alabaster(1872-1950)来到中国观看凌迟场面时,从专业角度甚至觉得凌迟并不特别痛苦[47]。耐人寻味的是,欧洲废止酷刑时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开国门、西方文化随之强势涌入的时间恰好吻合。刚刚挥别酷刑传统的欧洲人来到中国,见到中国酷刑却迅速觉得“骇人听闻”、“无法想像”起来。这种态度与情感并不虚伪,但其中吊诡亦不容忽视;其演绎成文,亦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人思考自身的路径。在山东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1845-1932)所著后来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人的气质》,便以专章论述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并指明“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另一个例证便是他们的刑罚制度”[48]。沿此理路,青年鲁迅受到斩首景象的触动开始了他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努力。老舍(1899-1966)名著《骆驼祥子》结尾处死阮明的喧闹段落仍在延续鲁迅的“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49]的命题。以酷刑观察、反思中国文化性质的命题,由晚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开启,被现代中国作者们发扬光大,终成莫言一代中国作家自然的知识构成,可是吊诡也埋藏其间,正如后殖民理论奠基人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所言:“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50]

《檀香刑》继承了这一命题,又一次确认酷刑与中国文化的核心相通,并以前所未有的虚构和夸张,以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姿态在文学书写上强化了酷刑景观的“东方学”意味。但对于酷刑背后文化根源的反思路径,莫言却与鲁迅所开启的新文学传统有所不同。鲁迅对酷刑面前麻木、叫好的看客深恶痛绝,并以此反思中国的“国民性”;莫言却将酷刑的根源指向了专制政权:朝廷当权者的卑怯与残忍才是一切酷刑的源头。《檀香刑》共书写了六次行刑:赵甲的舅舅所受之斩首、库丁所受之腰斩、太监小虫子所受之“阎王闩”、戊戌六君子所受之斩首、志士钱雄飞所受之“五百刀凌迟”和孙丙所受之“檀香刑”,其中最繁复也最展现刽子手技艺的“阎王闩”、“五百刀凌迟”和“檀香刑”都直接源自权力者残暴的意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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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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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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