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0 次 更新时间:2006-07-07 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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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  

  当然这并不表示在日本国内就没有战争的残余势力了,只是当时在强大的民主民族运动下,这种战争残余势力被压抑下去了,而没有被显现出来。所以虽然当时政府之间并没有多么友好,可是民间友好的渠道却是越来越宽阔了。1972年中日之间建立正常邦交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道:“这基本上是由于两国在民间的友好运动而推动和获得的。”

  

  二

  

  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而带来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么多人口经历了这样整整十年的运动开始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在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中,日本知识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逐渐开始分裂。这一时期的观念可以称为“文革的中国观”。文化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间中日民间友好运动造成的巨大惯性迫使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革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今天假如我们对他们做一个形而上的分析,无非是一种人赞成中国的“文革”,另一种人反对中国的“文革”。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赞成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赞成的那些人很可能是深谋远虑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而实际情况则是非常的复杂。

  依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人是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充满了信仰的。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中国信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年轻的时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且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国内和国外坚持过抗争或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在日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看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诞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实例,并幻化成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然而他们没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能够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他们向往中国的道路却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中国的道路。令人尊敬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他的一生是极其杰出的,他刚刚去世不久。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主张“尖阁列岛(即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直到前年去世始终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经常收到子弹、刺刀这样一些东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年青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把新中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欢欣鼓舞,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在亚洲地区最重大的示范。他抱着一种真诚的、善良的心。我国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14次接见过他。他们对于中国的执着,有时候就妨碍了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谴责,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难过。

  第二层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识分子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而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例如很多日本人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他们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因素。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时候对我说:“我听说你们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你们把学生全部集中在学校里,每天晚上11点要熄灯睡觉,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多么健康的年轻一代呀!而我们的学生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是烂掉的一代!”他不明白中国“教育革命”的实质,但他从外观上感觉到了这样的训练充满朝气,是健康的一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本身,却从“革命”的表层看到了与自己的情绪相契合的某些成分,从而肯定了中国“文革”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个层面,是一少部分极端的个人集团者、投机取巧者与谋取私利的集团。在日本人里有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明白依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上的好处,于是他们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或者莫名其妙的党派发表声明来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什么“日本劳动党全党坚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声明之类。这个日本劳动党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劳动党就是六七个人组织起来的,还不如我们的一个“战斗队”。他们发表声明,而《人民日报》也刊登他们的声明。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也需要获得全世界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投机。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日本的一个什么团体声明支持中国的“文革”,如果仔细调查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根基的、是利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造就他们自身力量的投机取巧式的小集团。

  当时也有相当的人是反对或不赞成“文革”的,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第一种反对者是一些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或文化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欢。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文化为革命的目标,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学举行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巨擘吉川幸次郎。他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艺术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他报告的题目是《物茂卿与其他日本先哲对中国诸子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法思想斗争》,他以讲述日本江户时代儒法思想斗争为由头,批评中国对于孔子和对于儒学的批判。他一上台就拿了一本书挥一挥,这本叫做《论语新注》的书是他作的,已经印了16次3万册了,一次又一次重印说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读它。他说:“一个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国,可是他读了孔子,读了鲁迅就了解中国了。”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然后他把书又挥了挥,把我叫了起来,他说“这本书我送给你了。”当时,在中国进行“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个外国人在公开的场合向一个中国人赠送一本在中国被批判的最高代表《论语》,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衅。尽管我有点发憷,但我还是把这本书收了下来。现在这本《论语新注》还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吉川幸次郎在这个讲话里面,尽尽地嘲笑了中国进行的“批林批孔”。如同吉川幸次郎这样因为执着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这场“革命”很反感的,还有相当一批日本文化人。

  第二种反对者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学者。他们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的把握。他们认为这个“革命”是假借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而在革命进程中间又对中国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加以政治迫害。在这种思考当中,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

  第三种反对者是对中国革命精神感到恐惧的日本人。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一种恐惧感,他们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的“文革”是以非常“革命”的姿态,把自己作为全世界革命圣地表现出来,有些日本人对此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这是弱小民族的神经质,所以对中国总是保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虽然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强大,但他们感觉到中国政治力量的强大,这种政治力量构成一种威慑心理,现在,他们又轮到对强大的经济力量感到威慑力了。

  第四种反对者是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日本人。比如当时由日本的国会议员们组成的“青岚会”之类。这些人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才反对中国,而是因为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他们才反对,他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议,都要反对抨击。他们是一批敌视中国的“职业反华”的日本人,在这个层面上,就积聚着很多后来膨胀发展成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日本皇国国家观念的分子。

  第五种反对者是日本共产党。本文作者另有他文论述。

  

  三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文革”之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就进入到第三个时期了。“文革”以后的中国观呈现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我称它为“变异的中国观”。是什么促使日本人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30年之间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异呢?

  第一,从1964年日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国力有了重大提升,一个曾经面临快要崩溃的民族,以20年的时间变成了亚洲经济最强的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从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日本连续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和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科学昌明的思想、科学领先的思想也急剧上升。这对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有重大的刺激。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左右,在整个国家意识层面上,大国主义感情迅速膨胀和上升。

  第二,随着国内力量的提升,强化了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在东亚国家中的名声很不好,但是在整个国际事务方面却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逐渐加大了承担联合国的经费,参与所谓世界七国首脑会议等等。这种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助长了它的霸权意识的萌发和发展。

  第三,在历史自然的进程中间,随着战后代际更替,新生的两代人在一种既传统又西化的教育环境当中丧失了历史的记忆。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在幻觉中间提纯日本的文化。东亚文明史的事实告诉世界,日本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然是在本土,但同时支持这些动力的最强大的后源力量则来源于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的汉字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纯粹的”日本文明,但是由于在这30年间他们的意识主流逐步地丧失了历史记忆,开始在幻觉中间生成日本文明是一种纯粹的岛国文化的意识,是一种纯粹的日本文明。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地理上很近但是心灵上很远的国家。战后成长起来的这几代人在丧失历史记忆中,生成了一种荒谬的大国文化意识。

  第四,在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中,由于当时在五十年代初就形成了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对立”,二战中的同盟国已经完全分裂和对立,没有能对于日本旧天皇国家体制进行彻底的整肃和改造。这样就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后遗症便开始发作,有了极为恶劣的表现。

  第一个后遗症,没有能够对当时参与战争的所有战犯进行整肃,就有了一批漏网分子。其中可以作为战犯却没有被判刑的岸信介、中曾根康弘都曾经先后担任过日本首相。岸信介担任首相期间,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前关系最恶化的时期;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是日本战后第一个参拜已经供奉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首相。

  第二个后遗症,没有能够改造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象征性符号,比如靖国神社、《君之代》国歌、“太阳丸”国旗等等。日本至今也还用的是太阳旗,没有造出一个新的国旗来。当然作为现在日本所用的国旗和国歌,我们在所有公众场合当然都应该保持对它的严肃性,这是出于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的尊重。但是我们从追究战争责任的角度来说,它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符号。最严重的是,作为战争国家的总体制符号——天皇制国家组织形式被保存至今,从而成为日本所有国粹主义、皇国思潮的寄生性的总基地。

  第三个后遗症,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结束战争的形态不相同。德国是由盟军共同攻入而被占领的,日本却只是被美国独家占领的。这样在日本的国民中间产生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意识,即所谓日本并没有败给盟军,当然也就没有败给中国,日本仅仅是败给了美国。这种历史的错觉,竟然使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既然只是被最强大的国家打败,那么自己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二强国”。如此荒谬的“二战观”使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形成的对亚洲各国,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蔑视意识,在合适的土壤中又旧病复发,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观念的变化中有三种观念迅速膨胀和变异。

  第一种变异观念是皇国观念的猖獗。

  20世纪90年代森喜郎在担任首相以后多次声称“日本是一个神国”。他每次表述的时候,便遭受到日本民主力量和亚洲各国对他的抗议,但他还是继续这样说。这无疑表明“神国观念”对他来说已经根深蒂固。此话为14世纪《神皇正统记》第一句,原文曰“大日本国乃神国也”。这完全是根据神道编造出来的伪历史。1946年11月30日战后修改的日本宪法已经明确确定天皇是人而不是神。昭和天皇也已经正式宣布他“回归人间,不再是神了”。当时通过的宪法确定了“主权在民”,而不是“主权在君,皇权神授”了。如今日本国家的行政首脑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违宪”说辞,明目张胆地声称“日本是神国”,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呢?1997年11月日本有一些极右组织结合成一个叫做“日本民族文化运动派”访问了中国,在北京大学,这个团的团长、日本“祖国防卫总队本部”本部长角野周二有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对陈腐的皇国主义的“神国”观念做了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解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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