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G20峰会的前世今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 次 更新时间:2016-09-05 09: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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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国时设立了三个工作,今年中国创设了第八个贸易和投资工作组。

   G20峰会与与G7峰会比较具有多方面特点。首先是代表性更为广泛。G20成员国人口占全球2/3,国土面积占60%,经济活动总量与贸易额占世界8-9成。另外G20包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分布也比较平衡。其次是相对平等性。采用寻求共识和协商一致的运作原则,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平等地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沟通协调合作行动。再次是务实引领性。围绕现实问题设置议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发挥积极引领作用。四是动态演进性。因应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形势发展与矛盾演变,调整充实峰会议程、内容与行动方针,体现国际治理架构演进性与可塑性。

  

   四、G20峰会中国年

   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确定由中国举办2016年G20峰会。2015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宣布,中国将于明年9月4日至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G20第十一次峰会。习主席2015年12月1号发布G20峰会致辞,标志中国正式接任2016年G20主席国。中国为开好G20杭州峰会做了精心谋划与细致筹备工作。

   第一,习近平致辞系统阐述了办好G20杭州峰会原则方针。致辞肯定G20峰会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论坛,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国际经济合作又走到一个重要转折点,G20“理应谋大势、做实事,推动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而努力。”

   致辞要求“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习主席称赞峰会举办城市杭州“是历史名城,又是创新之城,既有中国文化的韵味,也有面向世界的宽广胸襟”。致辞承诺“杭州2016年峰会将呈现给世界一份别样的精彩。”

   第二,确定“创新、活力、联动、包容”“4-i”概念作为统领G20杭州峰会的主题。八字主题与中国十三五规划的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具有多重交集,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与需要具有现实针对性。中国筹办G20峰会,致力于把国内正在努力推进事业与世界经济转型发展诉求结合起来,将国内发展政策与世界发展政策贯通衔接,体现了新兴大国通过国际合作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具有特殊能动性与影响力。

   第三,确定G20峰会议程并扎实推进峰会筹备工作。G20杭州峰会设计了涵盖“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四大领域共二十一个分项的全面议程,既体现了与早先G20峰会内容的联系与传承,又突出彰显了大量中国元素与特色贡献。为实现设计目标,中国各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王毅部长在5月底峰会100天倒计时开始时介绍,围绕G20峰会中国年主题,将在中国20个城市举办66场各类会议,参与人数将达数万人次。

   以财金领域而言,2月到7月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针对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特点及时进行政策协调,着力维护全球宏观经济复苏增长的大局;同时就财金渠道改革与发展广泛议题沟通协调,在提升结构性改革地位和引领作用,推进国际金融治理架构改革与发展普惠及绿色金融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又如7月在上海召开的G20贸易部长会议上,G20成员国同意创设G20“贸易投资工作组”,通过《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与《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两个文件,有望对促进国际贸易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第四,致力于稳定全球宏观经济形势。这是开好G20杭州峰会的前提条件。针对年初金融市场波动形势,2月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指出“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首次承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4月和7月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继续针对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采取应对政策。上述宏观政策协调措施减少了政策不确定性与潜在负面溢出效应,对增强信心稳定市场与促进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全球经济保持大体平稳复苏态势,为开好G20杭州峰会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五、历史的启示

   在G20杭州峰会即将开幕的历史时点,回顾梳理G20产生的前生今世,展望G20杭州峰会的贡献与前景,对我们辩证理解当代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形成演变规律,科学认识新中国发展道路探索实践与未来方向,都有一些启示意义。

   首先,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协调引导机制,无论是二十国集团还是七国集团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特定时期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等客观条件决定全球治理架构具体形式的结果。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特定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受当时历史环境制约由美欧少数国家支配存在诸多局限,处理特定经济事务与应对重大事件和危机经常表现出认知立场偏见或双重标准。然而这一体系同时为战后经济全球化推进提供了必要秩序规则等公共品,为包括中国在内一批新兴经济体开放发展提供比早先历史时期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

   其次,战后全球治理架构具有一定程度自我调节嬗变功能。在客观环境演变条件下原有治理架构并非采取你死我活暴烈对抗方式推到重建,而是通过自我调整方式得以嬗变。治理结构突破性变化往往通过重大危机实现。无论是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对新协调机制需要派生创建G4与G7的努力,还是东亚金融危机助推G20问世,抑或美国金融危机倒逼G20峰会机制产生,一个个看似偶然事件拼接而成的整体画面,清晰呈现战后全球经济大势演变推动国际治理结构自我变革的历史辩证法。

   再次,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加上印度等其他新兴大国经济高速成长,以令人惊诧速度改变南北经济力量对比与全球经济格局,客观要求创造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精神以更好适应21世纪世界发展需要的治理架构。美国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手忙脚乱地决定举办G20峰会,再次彰显环境变化通过危机推动治理结构变革的铁律作用。举办G20杭州峰会,让中国第一次以东道国身份与世界主要国家一起,探讨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

   最后,探讨G20杭州峰会的影响,结合回顾新中国的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40年前果断结束“文革”,用“和平与发展”新国际观逐步取代“战争与革命”旧国际观,用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新理念逐步替代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旧路线,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走向正确道路的决定性转折。G20杭州峰会是这个历史转折延长线上的一个标志性时点。探索未来和平发展道路注定充满困难坎坷,然而重视历史的启迪有助于我们更理性更明智地应对未来挑战。

   文章来源:财新网,201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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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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