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英:冰心和宗教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 次 更新时间:2016-07-17 14: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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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英  
),她更沉浸在同学们带来的鲜花和友情之中。她由衷地写下自己的 情思:“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 ,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寄小读者通讯十九》)冰心将这段充满“爱和花”的日子,看作是自己生命史中 “页页佳妙”的篇章,并把“爱和同情”的“施于人”之道,当作实施“爱的人格”的 行为准则。抗日战争期间,冰心经历着战乱中迁徙流离之苦,但她依然为朋友们开启“ 同情的柴扉”,建筑“爱的茅庐”,生起“友爱的炉火”(《再寄小读者通讯一、二》) ,她自言,战争使她“更懂得了同情和爱”(《从重庆到箱根》)。

   “爱的人格”除“完全的爱”之外,还有“完全的牺牲”。按照基督教文化,耶稣牺 牲在十字架上,正是人和世界达成和解的最高形态,耶稣以自己的牺牲让人类获得救赎 。冰心极其仰慕耶稣拯救人类的牺牲精神。从小就想当“守灯塔”人的她,一直把创造 、奋斗与牺牲联系在一起。“五四”落潮期间,冰心为自解、为帮助青年们解除因社会 问题而引起的“烦闷”,她自勉和希望大家学习耶稣和释迦牟尼以众生痛苦为痛苦的人 格,试图以奋斗和牺牲精神宽慰人们。尔后,她创造了不少具基督精神的艺术形象,如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里的福和、《我的学生》里的S等,大多脍炙人口,给人以深刻 印象。晚年,冰心则多次冒着风险,为学生、为知识分子、为教育事业请命,写下动人 肺腑的篇章,如《我请求》、《无士则如何》等;她还经常为具牺牲精神的教内外人士 写回忆、作挽联,以表达对崇高人格的敬意。如在《关于男人》系列中,她追忆了燕大 的中国校长吴雷川——吴雷川于抗日期间不肯出任伪职,最终绝粒而亡(《追忆吴雷川 校长》)。她又将圣爱和人间至情之爱融溶一体,礼赞邓颖超“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 间的一代伟大的女性”(《一代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大姐》)。她对写过《耶稣传》 、深信“人格可以救国”的神学学者——赵紫宸先生更为尊重。在赵紫宸先生百年诞辰 之际专门为他题词,赞扬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品德(《为赵紫 宸先生百年题词》)。

   冰心对耶稣“爱的人格”的推崇,当然还包括其反对暴力、反对强权、宽恕为怀、爱 憎分明等内涵。抗战胜利后,冰心去日本,无论写文章还是作讲演,她总温良地谈及人 类之爱,向日本朋友高歌基督耶稣。她呼吁人们“要以基督之心为心,仿效他伟大的人 格”,并希望在“争到自由,辨明真理之后,我们要‘以德报怨’,用仁爱柔和的心” ,“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让“伟大的爱的人格”、“爱的伟大的力量”,“充满了 全世界”(《给日本的女性》、《从破旧的信说起——在东京大学讲台上》、《从去年 到今年的圣诞节》)。我读冰心,一直认为她是位人格主义者,现在,我才搞清楚了她 那“爱的人格”的宗教蕴涵。假如说,冰心“爱的哲学”是由母爱、儿童爱和自然爱所 组成的话,那么,大概也不应将“爱的人格”排除在外吧。

   说到冰心“爱的哲学”,我想,它的宗教性内涵也是不必忌讳的(注:关于冰心“爱的 哲学”的宗教内涵,可参阅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转引 自《冰心论集》(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19页。)。“爱的哲学 ”并非由他人(如阿英)提出,在小说《悟》里,冰心已肩起“爱的旗帜”,而那篇谈及 自己是“个人主义”信奉者的文章《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则已经正式提出 “爱的哲学”了:

   做学生,书记,牧者等等似乎都容易,但加上一个“好”字就不容易了!……这其中需 要人生观,需要哲学,需要爱的哲学……“宗教”解释给我们“为何爱”,而“教育” 教给我们“如何爱”……

   这里“书记”、“牧者”的称谓,关于“为何爱”、“如何爱”的议题,均含有宗教 意味,而一个“好”字,则道出了“爱的哲学”核心在于“爱的人格”。“有了爱就有 了一切”既具圣爱性和普爱性,那么,“爱的人格”当然须由“爱的哲学”支撑,而它 也理应成为“爱的哲学”的重心和核心。

   从基督教给冰心的教育和影响来看,从冰心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然神论与自由主义神 学融溶的情况来看,20世纪上半叶,即冰心中青年时代,她的宗教态度是正面的,宗教 意识也是清晰而明朗的。尽管冰心对著名记者子冈说过,对宗教“我是很随便的”(注 :见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子冈作品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 页。),这其实是指她不怎么重视宗教仪式,她到底还是看重教义的——她再三强调, 对自己所崇信的“信仰”和“主义”,是“证实”了的,“绝不是无意识的”(《寄小 读者通讯十二》、《悟》);她还说过“描写宗教,不容模糊”的话(《论文学复古》) 。尽管冰心说过她入教前,对“复活说”不甚相信,然而,基督教文化却总在让“复活 者”的抽象性、普遍性具体化起来,以致基督形象总能这样那样地发生着爱的启示力量 (注:见《神学美学导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页。)。冰心对基督耶稣的 崇拜,正是因为她把基督作为“爱的人格”的具体化身。

   当然,在20世纪下半叶,基于诸多原因,冰心的宗教意识可谓真正地淡出这也是不争 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冰心回国后不久,迫于极左政治文化的压力,曾对自己描写“ 人类之爱”作过自我批判,也曾把燕京大学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冰心 小说散文选集自序》、《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文革期间,她还因同燕大、同 司徒雷登的关系(冰心与司徒雷登关系甚好,司徒雷登是冰心与吴文藻结婚的证婚人, 冰心又曾答应给司徒雷登写传)而遭“批斗”和“改造”,受尽了折磨。后期的冰心则 更多地将宗教视为文化了。她以作家身份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其间,当然又同宗教文化 联结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冰心继30年代翻译纪伯伦(黎巴嫩)颂神诗《先知》后,又 译出泰戈尔(印度)著名宗教抒情诗《吉檀迦利》,影响颇大。也在50年代,冰心三次访 印,除瞻仰泰戈尔故居外,还到玄奘法师取经修练的佛教大学——那烂陀寺,凭吊玄奘 法师“引慈云于西极,法雨于东陲”的功德。她盛赞玄奘法师“是交流中印文化,推进 中印友谊的很重要的人物”(《印度之行》)。20世纪60、80年代,冰心两次到日本奈良 的唐招提寺,朝拜鉴真和尚。她盛赞鉴真和尚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掘井人”(《以忘我 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光辉灿烂的虹桥》)。20世纪80年代,冰心 又翻译由耿飚从马耳他带回的、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该诗在颂 扬和平、自由的同时,颂扬着上帝、基督和圣母。冰心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之所以作出杰 出贡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懂得尊重各国宗教文化。这种尊重,同时也为自己祖 国及其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和尊严。

   那么,冰心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冰心认为,宗教文化联系着“人类共同的人情物理”(《我与古典文学》),因而,她 对其他宗教抱着既开放又兼容的态度,正如在她国际文化交流中所表现的那样。

   冰心对宗教的调和态度,同她所接受的泰戈尔大调和思想是分不开的。泰戈尔是印度 教改革派——“梵社”领袖之一老泰戈尔的小儿子,泰戈尔受他父亲影响甚深。梵社除 信仰印度教最高存在——“梵”之外,还汲取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思想因素,甚至把中国 儒学也综合其间。泰戈尔的“梵我合一的宇宙和谐论”(注:有关泰戈尔“梵我合一的 宇宙和谐论”,参见顾国柱《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 142页。),认为宇宙的根本原则是和谐与协调。泰戈尔为独立后印度所作的国歌《印度 的早晨》唱道:“你的声音日夜从这地走到那地,/召唤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 ,耆那教徒,/和袄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来围绕在你的座前。/从东陲到西极 向你龛前敬礼/来编成一串爱的花环。/你把一切人的心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生命。/你印 度命运的付予者,/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泰戈尔诗选》第51首,冰心译 )泰戈尔对宗教的调和之态突出而鲜明。早年的冰心,对泰戈尔“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 有一大调和的信仰”极为青睐,她认为正是这“大调和的信仰”救治了她“天赋的悲感 ”和“心灵的寂寞”,她甚至表示要同泰戈尔在“‘梵’中合一”(《遥寄印度哲人泰 戈尔》)。就此,她写过许多有关大调和、结合论、万全之爱的作品,如《无限之生的 界限》、《遗书》、《回答词》、《笑》、《最后的安息》等等,呈现了她那由爱来调 和生与死、物与我、贫与富、愚与智、乃至世上仇恨的大调和思想。为之,我甚至感到 ,大调和思想是冰心“爱的哲学”的前奏,或者说,两者是共生同体的。冰心对宗教的 调和之态,同泰戈尔也别无二致。在她作品里,不仅总能见到上帝、基督、天国、天条 、牧人、小羊、天使、安琪儿、使者等称谓,也不乏出现宝盖珠幢、金身法相的佛像和 听到寺庙的钟声(《迎神曲》、《送神曲》、《往事一》),更别提游览国内外庙宇石窟 、教堂塔院时,对各宗教建筑所发出的感叹了(见《平绥沿线旅行纪》、《再寄小读者 》、《印度之行》等)。留学美国期间,她的旅思,既去罗马故宫、约旦河边、麦加城 里,还会梦入卧佛寺,泛入七宝莲池,参拜白玉帝座(《往事二》),回国后,不是还在 大觉寺过的洞房之夜吗?冰心涉猎过的宗教与宗教艺术,除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伊 斯兰教、道教等之外,还相当看重民间宗教。她喜欢向外国朋友谈论七月初七牛郎织女 相会的中国女儿节(《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三》),她还为海的女神——天后深感自豪,在 她笔下时有天后宫、妈祖庙的“出镜”。思考问题时,冰心既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圣经 》汲取精神资源,但时而也会求援于佛经,“这奔涌的心潮,/只索倩《楞严》来壅塞 了。/无力的人呵!/究竟会悟到空不空么?”(《春水一三九》)她以各种文化和宗教的精 神资源建构自己思想。冰心自20世纪50年代同赵朴初居士相识后,她还特别喜欢听他谈 论佛法,半个世纪里俩人结下深厚友谊(注:见卓如:《冰心全传》,[石家庄]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2年版,(上)第143页,第191-227,第213页,316页,(下)第47页。)。在 日常生活里,冰心照样把各宗教交融在一起。母亲临终时,她一边为母亲祈祷,求上帝 接引“这纯洁的灵魂”,一边却想像着为母亲建筑“七宝庄严的楼阁”(《南归》);关 于母亲到底像观世音还是像圣母,竟然也成了母女俩当时的谈资(注:见卓如:《冰心 全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上)第143页,第191-227,第213页,316 页,(下)第47页。)。难怪香港学者梁锡华认为,冰心的基督教东西不纯,“是稀释过 的”,“是搀杂过的”。“它既是耶、是佛、是印,也是非耶、非佛、非印。”(注: 梁锡华:《冰心的宗教信仰》,转引自《冰心论集》(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7-109页。)其实,这正好是冰心对宗教调和之态的典型表现。就中国哲学而 言,冰心这态度则倾于儒家的中庸之道。

  

(二)

   宗教世界观对于冰心而言,我以为,既是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和追逐——一个“爱 ”字,又是对完美存在的温情向往和设计——一个“美”字。上帝,既为“爱的上帝” ,又为“美的上帝”。

在基督教文化里,上帝的本性是爱,上帝将爱“分播到整个宇宙”,并以爱“确证了 自己的无限和永恒”(注:阎国忠:《基督教与美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版,第222页,第212页,第210-211页。),那么,美呢?美一方面存在于圣爱的信仰境 界里,一方面又为“显扬、传导和伸张”上帝之爱(注:阎国忠:《基督教与美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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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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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4年04期第142~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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