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远:宗教改革对近代德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7 次 更新时间:2016-07-16 1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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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孝远  
宗教仪式的简化,宗教秩序与世俗秩序的分离,以及新教对家庭道德教化的重视,都意味着一个更加近代、更加符合市民生活习惯的世俗社会正在兴起。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人们努力工作,工作被认为是在履行天职。可见,宗教改革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平等,在“基督教兄弟之爱”的旗帜下,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新秩序在逐渐显现。

  

   三、宗教改革对德国政治秩序的调整

  

   在宗教改革前后,德国的政治处于分裂状态。软弱的帝国政府,与高度自治的、相对集权的领地国家(诸侯邦国)和自治的城市并存,是德国政治版图的缩影。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既不具备任意向臣民征税的权力,也无法把帝国行政的执行力贯彻到诸侯的邦国、自治的城市和以村社为单位的自治村社。尽管这样,由于宗教改革制止了罗马教廷对德国的控制和剥削,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特权,对维护德国主权方面颇有进展。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侵犯德国的国家主权,践踏德国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激起了民间的福音运动和德国人民反对罗马教廷的呼声。在宗教改革运动后,民众对德国主权的捍卫,表现在与罗马的分离和教派时代的兴起,这意味着宗教事务不再围绕着罗马教廷来旋转。路德发表《论世俗权威》,要求世俗政府承担起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责任。被教会侵夺的法律和司法权重新回到了国家和政府手里。通过颁布新的婚姻法、济贫法,世俗政府承担起对婚姻和社会救济方面的管理责任。新教呼吁人们应当视自己的工作为天职。这不仅提高了资本运作的效率,也提高了生产的效益。

   德国政治秩序的调整,更多的是在地方层面上展开。

   在宗教改革之前,德国诸侯就已经致力于筹建中央集权化的邦国。为此,诸侯与教会进行了殊死斗争。在有实力的诸侯那里,通过让自己的儿子担任主教,或者通过赎买方式,就有不少诸侯获得了对教区的控制权。另一项举措是废除教士豁免赋税的政策。1480年,阿尔伯特·阿基里斯侯爵就以奥托曼战争的名义,向他所在的法兰克尼亚的教士征税。班贝格和维尔茨堡的主教诸侯反对这项行动,认为这是违背了教士免税的传统。但阿尔伯特却说:“如果上帝要人服从一把剑,那么,他应该只制造一把剑而不是两把剑。”(13)他召集教士的代表,对他们吼道:“你们称呼我为领主和诸侯,这不错,因为我就是你们的主人。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为其他的诸侯树立了榜样,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对待他们的部下。”(14)对此,班贝格主教的教区总神甫只得惊叹:“连这个老狐狸、这个老不死都敢这么干,那么,还不知道以后他的那些高个子儿子们会干出什么?”(15)

   宗教改革为诸侯建立邦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诸侯开始掌握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权,改变了自己领地里设立国中之国的现象。中世纪时教会是独立的,致使主教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和收税权。修道院也拥有大量的地产。宗教改革则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邦国政府成了主宰邦国范围内的宗教信仰的权力机构,而政府管理宗教事务制度的确立,更为近代的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教会那里夺回来的政治权力和从修道院那里没收来的财产,部分也归邦国政府来支配,这对邦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524年,德国爆发了人数高达数十万的大规模农民战争(1524-1526年)。这场战争,除了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外,还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设想。战争初期代表性的纲领是当时广为流行的怨情陈述书,后总结为《十二条款》,其主要内容为减轻过度的封建专横压迫,恢复农民固有权利。农民认为,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在人身上失去了自由,在政治上失去了平等,在生活中失去了传统的公地使用、森林伐木、狩猎、捕鱼、使用牧场等权利。这体现了农民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生来具有的权利遭到了严重侵犯。起义者们很清楚,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侵犯的那些人就是诸侯、贵族、城市贵族、领主、各种僧俗统治者。在怨情陈述书中,农民不仅表达了各种经济上的要求,还表达了维护社会道德的强烈要求。他们所要进行的斗争,是真正的基督徒同不敬神者之间的斗争。他们要制止不敬神者的反道德的腐败残暴行为,以便在社会范围内恢复公正和基督教道德。通过请愿抗议,起义者希望多少调整社会政治秩序,即运用合法的斗争维护农民的利益,摆脱贵族残暴的欺压。

   1525年5月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农民起义者拟定了《蒂罗尔宪章》《致全体德国农民书》《向基督教新生活的转化》等政治纲领。这些纲领以“神法”——原始基督教教义为理论基础,要求建立实行公有制的、民主选举的人民政权,以此为杠杆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这些政治纲领与怨情陈述书相比,风格为之一变:不再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而讨论当时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个时期农民起义的斗争方式已不再是请愿,而是真刀实枪的武装战争。政治纲领的作者们提出了神法高于权力的政治原则,告诉人们要依照《圣经》来重新塑造社会。新的政治观念产生了重要政治意义:它宣布了农民战争的合法性和旧贵族制度的非法性。农民战争的斗争目标不再是为捍卫古法——封建制度下农民享有的传统权利——的经济斗争,而是在政治舞台上人民和贵族之间进行的政治、军事和道德较量。农民的一方是正义、道德、公共利益和《圣经》原则的体现者;贵族一方则代表了自私、残暴、腐败和贪婪,他们组成了不敬神者的阵营。这两个阵营不可调和,对社会的改造因此必须通过浴血战争来实现。

   建立人民政权是德国农民战争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是实现基督教新社会“人间天国”的真正杠杆。1524-1526年的起义者们所要建立的政府具有以下特征:它们是以神法为政治原则和法律依据,以公社联盟为基本单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根本目的,以人民对政权的参与、人民的选举为基本保障。这些特征所反映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人民政权。这种政治实践,反映了人民大众希望从底层出发,自下而上推动德国政治改革的企图。这正好同诸侯企图利用新教强化邦国的主张相对立。前者是人民大众提出的计划,它反映了民众的声音和利益,要求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后者则是诸侯和贵族的计划,旨在封建主义的体系内根据各种势力的实力变更社会秩序。

   1525年的起义者认为,人民政府有能力实现社会公正。《致全体德国农民大会书》指出:“所有这些难道还不够说明神的真理是反对不敬神的统治者的,对这些人不能宽容、必须对其进行无情罢免?现在,有些伪善的基督徒说:‘福音不考虑世俗的剑的问题。’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世界的诸侯们是奉魔鬼为他们的主人。难道这不是对上帝的严重侮辱,以上帝为借口,来掩盖他们(指诸侯们)自己的邪恶行径?”(16)

   1525年起义者的国家具有完善的行政系统。在盖斯迈尔撰写的《蒂罗尔宪章》那里,国家是一个统一体,行政分为中央、区和乡村三级。一个中央委员会和一个政府的行政领导全国。中央机构下,分设宗教、法律、财政、宣传、军事、教育等部门。在地方一级也设立与中央各个部门相对应的地区法院、行政、教育部门,由各地的选举出来的官员进行管理。在矿区、市场和医院福利等专门部门,派懂得业务的官员管理。《宪章》还规定了官员和属民有各自的义务,重要事项如收税等,要通过公民的投票才能决定。财政部门管理国民政府的收支,由专门的官员分管农业、手工业、金融和价格。福利部门的政策性很强,要设立专门的调查小组,经层层审批后确定被救助人员。政府官员的工资由国家支付。(17)

   1525年起义者设想的政府,其功能相当广泛,不仅要管理政务,而且也要管理司法、宗教、分配、生产、军事、教育、救济、医疗卫生、家庭、甚至婚姻。《蒂罗尔宪章》提供了一个政府直接掌管司法的详细计划。国家和教区中所设的司法机构要根据便利的原则进行司法审判,这样就能以最低的代价来进行司法活动。(18)第九条中指出:“各个教区上的法庭每年都要选举一名法官和八名陪审员。这些人员将在一年之中履行司法的职责。”第十条指出:“法庭在每个星期一开庭审判,任何案子均不得拖延至两周以上,必须在下一星期中审理完毕。法官、陪审员、秘书、律师、法庭工作人员和传讯人员不得向与案件有关的人员那里索取金钱,他们的薪金将由政府的收入中拨给。”

   1525年起义者认为,人民政府能够从经济上帮助民众:“赋税问题将由全体人民来决定是否需要取消,或根据神法在某一年进行减免,同时,为了公共利益,是需要征税的。因为它可以成为防卫基金,以预防有可能遭到的不测发生”。(19)关税和通行税,则应本着公共利益的精神予以取消。然而,在边境上要适当保留,具体做法是进口不征税,但出口需要纳税。什一税是每个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缴纳的税,它将用于在每一教区聘一牧师,因为根据圣徒保罗的话,牧师教导上帝之言。多余部分用于救济穷人。对穷人应持照顾态度,以防止沿街乞讨的乞丐、流浪者和有能力的但失去工作的人数的增加。(20)此外,还规定要设立社会福利机构,来对穷人、老弱、孤儿和病残者实行救助。修道院和条顿骑士团等团体将被改造成为医院。有些医院是为病人所设置,它把病人都集中在一起,妥善进行护理和医疗。另外一些医院主要为老人所设,照顾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工作的老人和贫穷的孤儿。孤儿在这里可以得到教育并能够体面地成长。

   对特别穷困的人们将根据他们的状况和所需用什一税、救济金等加以援助,对他们的状况的审查来自于他们所在的地区的司法长官和最熟悉他们状况的人。如果什一税不足以承担牧师的开支和救助穷人,人们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忠实地交纳救济金。公民的收入情况和他们的纳税状况尽可能地要求统一。每个医院都设立一名管理人员,在这之上设一总负责人管理所有的医院和福利事业。总负责人的职责是为医院的一切需要提供经常性的帮助,视察照管穷人的情况。地方的司法行政长官要帮助这位负责人,向他提供什一税和救济金,还为他提供地区内最穷的人们状况的证明、有关信息和材料。穷人不仅将得到食物和饮料,而且还将得到衣服和日用所需。(21)

   由此可见,宗教改革是通过国家与教会关系的革命性转变,来克服德国主权被侵犯、国家核心利益被损害等重大危机的一种努力。宗教改革产生了新的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层面,部分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形成了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新型政教关系;在邦国层面,出现了带有近代早期色彩的领地国家;在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市民阶级的掌权和百姓共和国。通过政府对司法、教育、宗教、经济的全面管理,德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政治社会秩序,为近代德国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

  

   ①ReinhardBendix,KingsorPeople:PowerandtheMandatetoRule,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249.

   ②PerryAnderson,LineagesoftheAbsolutistState,London:NLB,1974,pp.18-40.

   ③DietrichGerhard,OldEurope:AStudyinContinuity,1000-1800,NewYork:AcademicPress,1981,pp.102-103.

   ④MaxSteinmetz,"ThesesontheEarlyBourgeisRevolutioninGermany,1476-1535",inBob[i.e.,RobertW.]ScribnerandGerhardBenecke,eds.,TheGermanPeasantWarof1525-NewViewpoints,London:GeorgeAuen&Unwin,1979,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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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5(3):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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