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 龚丹:私域中的劳动和生活

——代工厂工人状况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7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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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龚丹  
从而部分地解决 了工厂工人的生活需要与社区治理之间的矛盾。

  

   2.来自公共领域的监督

   在A工厂,工人自杀、工人失踪的事件时有发生,⑨曾多次被媒体曝光。在相关的媒体报导中,工人生存状况背后的“超时加班”问题、“童工”问题以及车间和宿 舍的环境等问题一一被带出,A企业在舆论压力下曾作了一些回应和调整。就这几起事件的社会效应看,由公共力量的介入而能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工人劳动和生活状 况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人家属向社会公开申诉,引起公众和公共媒体的关注。有的工人家属在工人死亡而与厂方交涉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后,会选择在厂门外公开哭诉,甚至拉横 幅、喊口号。也有的家属会将事件和诉求贴到网上、投到媒体。这样一些方式的有效性,在于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私”的纠纷暴露到公开的、公共的场所,由此引 起公众乃至“上头”的关注,以此给厂方施加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及其工人的命运被私性化的属性可能被突破,而重新被置于公的领域之中,从而引入社会力 量,并驱使公权力介入,最终迫使企业在劳动法的框架下作出赔偿,并承诺遵守劳动法规。

   (2)媒体的调查和报道。在围绕A厂工人死亡事件的一些媒体报导中,记者的调研及连续报导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将工人个体的悲剧性事件建构为具有普遍性的问 题和劳动制度的问题。从而让企业做出了一些回应。在听不到工会发声的情况下,媒体的公开报导是今天国内公共力量、社会力量介入企业“私”域从而改变失衡的 劳资博弈关系的重要途径。

   (3)来自供应商的要求。在有关工人死亡事件的报导中,可以看到国际供应商的角色。由于富士康事件,中国代工厂在国际舆论中已成为“血汗工厂”的代名词, 而近年来A厂也成为苹果产品的重要代工制造商,随着国内外公共媒体的介入,A厂工人的死亡事件不可避免地使苹果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为了维护品牌形象,苹 果企业不能不顾及国际劳动法和中国的相关劳动法规,进而对下家企业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其中,“60小时”周劳动时间成为问题的焦点之一,此外童工现象也在 某种程度上被扼制。

   (4)来自国际组织的压力。关于中国代工厂的工人劳动状况,苹果之所以有种种回应以及对代工厂的要求,除了各国媒体的持续监督和报导外,还因为国际人权组 织和劳工组织也一直在对中国各地的代工厂工人状况展开调查和研究,著名的组织机构如“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⑩、“国际自由劳工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等。他们的研究报告不仅被送到各国媒体,也被公开发表在网络上。这些国际组织的行动,构成了改变中国内地工人状况的重要力量。

   除上述各种力量外,近年来,针对代工厂工人状况,中国的工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开始就劳动权益问题发声,对代工厂亦构成了某种压力。(11)与此同时,民间 开始出现如“工友家园”、“工友服务中心”等各种工人团体和社会团体,与国内外劳工组织和公共媒体遥相呼应,成为社会力量在私域之外开辟公域、以公共力量 改变工人状况的重要的行动模式。

  

四、结语

  

   本研究在对A代工厂的总体状况以及工厂内部和工厂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态所做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将工人劳动和生活的状况纳入到“公—私”这一范畴中来加 以分析说明。我们注意到,由于“劳动”的公的价值被削弱,同时工人作为“流动人员”的国民/公民身份的碎片化,目前代工厂的工人们主要是作为“打工挣钱” 的“私民”而被城市及其产业系统所吸纳,他们的权益保障和生活安全并未被城市公权力系统真正纳入到公共服务系统中来。这些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目前的权利状 况和生活状况。

   与此同时,在政府的管理系统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一方面承担着拉动GDP增长的政绩责任以及分税制下的财政负担,同时基层政府又在公民权地方化的制 度框架下面临着外来流动人员管理的种种难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伴随着“地方政府公司化”同时出现的,是“社会治理的私域化”——为工人生活安全提 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责,被推给了开发集团和企业;工人劳动及生活所需要的生活空间、服务设施及各种生活资料,除了由企业经营外,在厂外主要被置于法外的灰 色地带,由各种违规违法的产业及市场来提供。

   在这种状况下,改变中国工人的现状,不仅需要完善劳动法并加强劳动权益的保障体系,还需要从价值层面到公民权制度层面全面落实劳动的“公”的价值以及工人的“公民”身份,在此基础上将工人生活置于社会公共领域,使工人成为政府服务的对象以及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

   (研究生崔欣欣、方圆圆对这项调查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注释:

   ①张桂华、金林南:《劳动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公共性视域的阐释维度》,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

   ②徐勇:《论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农民劳动的变化》,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③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p.8.

   ④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载《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⑤唐晓菁:《家—国逻辑之间——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大跃进妇女”的“泥饭碗”》,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年第4期。

   ⑥在此之前,随着“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成为全民认同的国家大目标,工农业体力劳动已经失去了原有意识形态所宣传的“光荣”。

   ⑦张晓松:《农民工何以成为劳动模范》,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26/content_2878700.htm.

   ⑧如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曾发生的垦荒、屯边、工程移民、下放运动、国家征用农民等,国家会给付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支持,及帮助建立家庭生活的各种政策支持。

   ⑨调研中我们从多方获悉,仅2013年A厂就有十几名工人非正常死亡。

   ⑩参见“中国劳工观察”微博,http://weibo.com/u/3829425618。

   (11)例如2015年年初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部分企业超时加班,并点了富士康的名。(中国新 闻,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203/19272560.html,2015年2月3日)针对 此批评,富士康随后作了正面回应。(搜狐网,http://mt.sohu.com/20150204/n408599315.shtml,2015年2 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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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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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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