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 龚丹:私域中的劳动和生活

——代工厂工人状况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9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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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龚丹  

   A代工厂位于T市郊区的一个工业开发区,占地3000多亩。它是一家台资企业,主要从事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发与制造,是全球五大笔记本电 脑生产企业之一。与T市其他一些企业由开发区党政部门或基层政府建设民工公寓并代为管理工人生活的经营管理模式不同,这家工厂与富士康相类同,是生产、生 活合一的半封闭式企业。A工厂的工人人数视订单情况而变化,从3万~4万到10万,波动和流动性都极大,我们调研时据说大约有工人6万人。

   代工厂落户本地,据当地基层政府官员解释,主要缘于市里和区里的“工业指标”和“GDP指标”的需要,出于区政府的决策。企业通过租赁由政府经营的工业开发区的土地而建成,是政商合作关系下的产业飞地,与当地农民/居民及其农村社区基本上没有正式的互动关系。

   厂区有着严密的监控系统。所有厂方员工进出厂区大门都要被保安和身份牌检测仪一一核实身份,在厂区内每栋宿舍的入口处也有身份检测系统。包括宿舍、食堂/ 超市和休闲区域在内的生活区域一律由企业自己安排和管理。在进入各分厂生产区的入口处,更有精密的防盗窃、防泄密的安检系统。

   在这套严密的监控管理系统下,企业员工在厂区内要从事违背企业意图、损害或威胁企业利益的行为也绝非易事。而非企业员工(包括一些供销商甚至当地政府人 员)要想进到里面亦需得到企业方的准许。其他如社会团体、公共媒体以及职工家属等,更难进入到这个空间之内。它俨然一个独立于世的产业王国。

   作为企业与国家协作管理的制度化设置,厂内唯一的常规性“国家”机构,是一个驻厂的警务室,5名警察与工厂自己的保安机构一起,共同承担企业内部的安全事 务管理,包括工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等。但驻厂警察的职责多为厂内工人的投诉事件,发生在工厂外的或没有工人自己来投诉的治安事件,原则上不属于他们的 管辖范围,对于相关的事件申诉(如本文引言所举的例子),企业也并不难将其挡在厂门之外。

  

   2.劳动力市场上的灰色通道

   A厂的工人来源主要为五类:(1)工厂直招(此类只有很少名额);(2)正规劳务派遣公司;(3)黑中介通过工厂内部关系招聘;(4)员工内部推荐; (5)学生工。极低的技术门槛和奇高的流动性,是该厂用工的两大特点。由于工资低(8小时内工作工资基本上为T市最低工资线)、劳动强度高、劳动环境差等 因素,许多工人不愿意或不能够长久坚持,工人每天的流入和流出量都在数百人规模。有不少工人只工作了一两天就走了,连工资都不拿(拿不到)。

   厂内员工为企业推荐工人可获得一定提成,因此,有些职工会积极推荐亲戚朋友或是路边正在找机会进厂的打工者,以期获得收益。但也有一些员工表示,推荐自己 的亲戚朋友来这儿是损人利己。“这个地方不好,你会让你亲戚朋友过来啊?内荐有600元提成。但是你在里面都干得不舒服,你还让你朋友过来啊?如果工作好 的话,还可以介绍,如果自己都混不下去,还怎么让别人来混。”(2014.8.10,kq-cs,工人访谈)

   厂区附近打着劳务派遣招牌的公司多达50多家。但目前官方承认的只有11家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与黑中介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一方面, 由于黑中介常常打着派遣公司的名号,巧立名目收取中介费、骗取工人钱财,丑化了正规派遣公司的形象,派遣公司恨之入骨。在A厂周边区域,黑中介骗取学生 工、社会工的事件已经众人皆知、屡见不鲜。在我们调研组走访过程中,经常会碰见被黑中介骗的年轻人。另一方面,有时派遣公司又不得不向黑中介寻求帮助。派 遣公司的员工说:“派遣公司有名额,有时候实在找不着人,就会找中介要人。有时候全国各地跑,人多我们派车接去,免费的,连车费都免。” (2014.7.7,kq-zjgs,工作人员访谈)

   与不少企业一样,学生工以前曾是A厂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包括自发的应聘或与内地学校的合作等。但近几年随着童工等问题被暴露,雇佣学生工的法律风险提高, 企业也做出了不雇佣学生工的社会承诺,在这种情况下,黑中介成为工厂与学生们之间的一条灰色直通道。在我们调研期间,正值学校放暑假,各地学生纷纷走出学 校踏入社会,怀揣着开阔视野、增加经验、赚点零花钱的心愿来到都市。学生工对工作的要求普遍较低:

   找工作也一定不能太挑,只要对身体没伤害的,没有违背道德良心的都可以。(2014.7.3,kq-cs,学生工访谈)

   我们暑假工也就两个月,坚持一下。我以前在那边的时候,特别是一开始做的时候,就特别想走,做得太苦了,真的。那住的地方连喝的水都没有。然后还是坚持下来了。关键是时间不是特别长,能坚持下来。(2014.7.3,kq-cs,学生工访谈)

   在工厂四周,随处可见拖着行李、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虽然A厂不招学生工的传言早已尽人皆知,但学生们不想失望而归,最后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黑中介。黑中介 有一套自己的招聘方法,招聘主要包括三次面试。首先通过网络发布招聘信息、路上搭讪等方式召集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对其进行初次面试,了解个人基本情况。 在风声如此紧的关头,黑中介依然能将学生送进A厂的关键方法在于让学生矢口否认自己的学生身份。在二次面试中,面试官为避免法律风险,可能通过各种方法试 图识破学生的身份,比如不做满多久不给工资,打电话跟父母进行核实,等等。很多学生禁不起考验,在“二面”中失败。但是黑中介却教给学生一套能瞒天过海的 方法,比如无论对方多严厉,一定要否认自己是学生,编造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前跟父母朋友串通好,等等。有的同学戏称自己“像被贩卖的人口,钱都进了他们的 口袋”。

  

   3.违规违法的生活空间和衍生市场

   工厂本身并不能为工人提供所有的生活设施及生活服务。在工厂周边区域,各种为满足工人生活需要的低端市场四处蔓延、红红火火。

   首先A工厂虽然有宿舍,但只能解决约40,000员工的住宿。而且即使工厂可提供宿舍,许多工人出于降低生活成本和其他的考虑,也更愿意在厂外居住。住在 厂外的有的是企业出面集体租赁的房屋,也有的是个人自行租赁的房屋。由此,在A厂周边,形成了庞大的低端房产租赁市场,周边一些村子里的一张床位月租 100~150元,有时一张床位由两班倒的两个工人合租。而这些租赁房往往正是当地政府所定义的并一直在致力于打击的“三违”建筑、“群租”市场。

   代工厂数以万计的年轻工人还催生了特殊的商业市场。“三违”建筑之外,周边地区还形成有所谓的“三黑”(主要指黑中介、黑车、黑旅馆、黑网吧等违法产业) 以及无照经营的“六小行业”(小餐饮副食业、小美容美发业、小澡堂、小旅馆、小歌厅和小网吧被统称为六小行业)等等,蓬蓬勃勃,禁无可禁。当地有“三公里 都是小贩”之说,在外来工人集中的一个村,最多的时候有黑网吧46家。

   如上所述,A厂作为一家大型代工厂,在所在地区曾备受党政领导重视,因为“它为区的产值指标立了功”。但是,很显然,那些为城市、为国家拉动了GDP业绩 的代工厂工人,其劳动和生活并没有被嵌入到企业所在地的正式的国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工人与雇主之间以种种打擦边球的方式发生了劳动雇佣关系,理论上其劳 动权益也因此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工作时间较长并能够稳定地缴纳社会保险金的职工来说,他们在其劳动所在地也可能享受到相应的医疗保险 等待遇。除此之外,对于绝大部分临时被雇佣的工人特别是那些流动性较强的工人而言,他们在当地得不到任何“公”的身份,而且由于黑中介的违规操作和工人本 身的高流动性,工人中的许多人并不会去派出所登记,因此他们并不拥有那个普通“农民工”与国家之间的唯一的制度性联结——“临时居住证”(暂住证),他们 的劳动和生活,基本上都是在(企业)私性的空间以及周边地区的法外灰色地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人身/财产受侵害时可以求助于警察之外,他们的生活安 全很少能得到当地政府或公共社会的保护和救济。

  

三、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角色

  

   1.“私域”和“非正式性”(informality)在基层政府治理中的扩展

   在代工厂工人的生活中,除了“劳动法”、警务室以及市/区领导偶尔为之的“视察”之外,“国家”的存在主要就是基层政府的管理。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对于代 工厂及其工人的状况,当地干部明白地表示了他们的种种不满和无奈。由于A厂的落地是区政府的决策,其税收也不归镇政府所得,但具体的社区管理却是基层政府 的职责,在权责不对称的情境下,基层政府官员只能消极地应对,有不堪重负之苦。数万年轻人在灰色地带流动和生活,不乏打架斗殴乃至跳河自杀等事件发生,给 当地带来了治安和市场秩序等种种问题。而诸如拆除“三违”建筑、打击“黑车”等,还是近年来政府自上而下的重点任务。

   这个地方真的问题很多,工作中综治这一块我也觉得是重点,包括外面的交通,没有很好的商业,他们要出去,黑车也来了。人多时这里都是人,马路上都是人,马 路堵塞,吵吵嚷嚷,对面高档的N养老院总是投诉,N的老人都是部级干部,所以是一个对比,这边是人乱七八糟,那边是安静的。(2014.6.26,kq, 镇干部访谈)

   除此之外,工业开发区还给当地带来了土地/环境被污染的严重后果。2007~2009年,当地一批儿童在进入幼儿园的例行体检中查出血铅超标,一时引起了居民的集体维权行动。

   在由工业园区及代工厂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中,当地基层政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理方式:代工厂工人的事务,统一由开发集团负责,而不再归政府管辖。

   我们政府管不了那么多,我们也有无奈。我们政府没权力,它不是政府引进的,是K集团引进的企业,体制在那里,它是国资委下面的。现在我们两家达成了一个默契。但是现在也是蛮难的。(2014.6.26,kq,镇干部访谈)

   这样的管理方式目前已经制度化。在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A企业的这个事情不在我们政府的指标里。它的影响是你K集团的。A企业现在我们去协调事情很难的,它税收也不在我们这边,我们管不了”。(2014.6.26,kq,镇干部访谈)

   K集团其实是政府设立的开发机构,与镇政府可算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亦即是政府的一体两面。但是,这一块牌子及其附设的专门机构,让政府拥有了同公 权力不一样的功能和职责:它专事经济开发而不承担公共管理。它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在权力体系内部开拓出了一个特殊的私性领域。而随着当地政府将与代工厂工 人相关的生活管理事项划归K集团负责,权力系统的社会管理事实上被区分成了公域和私域两个部分,分别由基层政府和开发集团以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以这样的 方式,作为公权力的政府顺水推舟地将对工人的保护和管理职责让渡给了“集团-企业”这些私性权力体系。换句话说,工人实际上被屏蔽在了公权力的保护体系之 外。

与此同时,对于代工厂周边无证经营的“三黑”及“六小行业”等,当地政府与工业开发区协作,采取了让一部分非正式经济合法化的特殊措施——由工业区出资, 兴建了一个占地近6000平方米的临时疏导点,以公开申请的形式向200多个摊贩免费提供摊位,由此满足了附近工厂职工的餐饮、消费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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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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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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