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堃: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宪法学反思与改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6-06-24 09: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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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堃  

  

   剥夺政治权利刑在外国一般称为褫夺公权刑。从被剥夺的权利内容来看,外国的褫夺公权一般只包括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剥夺言论等六项表达自由权的做法实为我国刑法所特有。在外国立法例上,褫夺公权属于资格刑,大多数国家均采用附加剥夺的模式,主要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贪污罪、渎职罪、妨碍选举罪,以及禁止从事某种职业、营业或商业行为等。[35]西方国家的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在主刑期满后附加资格刑,无异于宣扬犯人之前科,不利于犯人回归社会,与刑罚的改善功能相悖。如果人犯系少数寡廉鲜耻者,资格刑之威吓作用对其毫无意义。故资格刑的价值在于剥夺犯人的某种资格以减少其利用该资格再行犯罪的机会,起到积极的社会防卫之作用。不少国家已经废除资格刑而以保安处分替代,并用刑法以外的法律加以相应的规制。如日本刑法典中规定的刑种只有死刑、徒刑、监禁、拘留、罚金、罚款、没收、追缴等八种,[36]没有与我国相似的剥夺政治权利刑,相应的处罚措施被放在保安处分中。美国刑法也没有剥夺政治权利刑之规定。《法国刑法典》第131-6条虽然规定“剥夺权利与限制权利”的刑罚,但一般是作为短期监禁刑的替代性手段,其内容一般为吊销驾驶证等类似的限制特定主体从事特定职业或活动的刑罚,且这种禁止事项不可适用于因选举而担任的职务或工会等行业性职务,也不适用于新闻自由职业。[37]此种刑事立法例适应世界刑罚轻缓化的主流发展趋势,并契合了公民权利保障之发展的世界潮流。当前刑法学界关于资格刑有这样一种理解:丧失担任公职和从事其他一定业务的资格,或者丧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权利,并非是刑罚本身带来的直接法律效果,而是刑罚在宣告后,由其他法律对犯罪分子的种种资格加以限制的结果,因而从本质上看,它不是名誉刑(包含剥夺政治权利刑),而是行政上的处分。[38]

   总之,从域外各国刑法关于褫夺公权刑的立法演进和理论发展来看,资格刑的地位明显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在我国,作为资格刑之一的剥夺政治权利刑不但没有呈现弱化的趋势,反而在数十年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实践中呈现出打击对象范围和刑罚内容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显然与域外各国刑罚发展的主流趋势极不相符。

  

三、宪法视角下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改良

  

   鉴于(但不限于)我国《刑法》第56条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内容存在上述种种缺憾,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采取不同的解释理论和司法实践策略。综合而言,大致有三种改革实践方案:一是较为保守地维持当前我国《刑法》第56条规定之内容不变的“限制性解释”方案或称“保守方案”;二是较为激进地,要求全面废除剥夺政治权利刑的“修法”方案或称“激进方案”;三是笔者所倡的取上述两方案之中道,吸收两方案之优点而避免其不良影响的折中改良方案。

  

   (一)“保守方案”与“激进方案”

  

   “保守方案”旨在维持当前我国《刑法》第56条之规定,维护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整体性权威。同时,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持此方案的学者也认识到,言论等表达自由中政治性表达与非政治性表达有重大区别,并注意到表达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的关联,于是提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限制性解释”理论,认为“对刑法第56条规定的言论等六项表达自由权利不能做广义的理解,而只能将其狭义地限定于政治性表达的范围”。[39]例如,剥夺言论、出版自由,并不是不让犯罪分子讲话,不让其发表任何类似的文章或者出版各种书籍,对非政治性和对社会无害的言论不应当禁止,对于社会有益的学术性、科技性、建设性的言论,不仅不应当禁止,相反应予以保护和鼓励。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大多采取上述解释做法,只剥夺犯罪分子的政治性表达之自由,对非政治性表达一般不加以限制。[40]“激进方案”考虑到剥夺政治权利刑执行困难,[41]执行后意义不大的现实情况,更兼之该刑种之内容存在难以摆脱的违宪嫌疑,为迎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轻缓化和资格刑地位逐渐降低的趋势,主张完全废止剥夺政治权利刑。

  

   (二)对“保守方案”与“激进方案”的批判

  

   “保守方案”至少存在如下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违宪嫌疑难消除。“限制性解释”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剥夺政治权利刑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仍然无法弥合其剥夺表达自由带来的违宪硬伤,“即便是合宪解释对于罚则的处罚范围予以限制,这样的限定后的处罚范围对于接触到罚则的一般国民来说是不可能认识的场合,由于会因罚则的过度宽泛而产生不当的萎缩效果,罚则本身仍应理解为是违宪无效的”。[42]

   其次,“限制性解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难以执行。即使如持该论者所说,“由法官通过限制解释的方法来确定政治性表达的范围”,[43]仅剥夺犯罪分子“政治性的表达权利”,执行层面也是难以实现的,并且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例如,言论自由具有广泛含义,往往难以界定剥夺何种言论,如对于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建议、检举的权利,往往通过言论来实现,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狱中若检举有关官员贪污,此种言论是否应该被剥夺?又如,该犯罪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被剥夺政治权利后,法院是否能够强制性要求其所隶属的党支部将其开除出党籍?若其是民主党派的党员又如何处理呢?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该法的实施条例都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参与集会、游行、示威,我国《刑法》的规定与此有冲突,应当依何者而行?[44]对于触犯了相应刑法规定的外国人、未成年人呢,是否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45]

   最后,依据“限制性解释”论,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分子政治权利之“全部”或“部分”,争论不一。有学者认为,应根据不同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对有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之全部,有的剥夺部分,如此既可达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目的,又能限制剥夺政治权利刑带来的消极社会效果。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律加以剥夺,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对此,立法机关一度采纳了上述建议。[46]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34条“但书”规定“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可见,我国《宪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是从整体上规定的,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四项政治权利的内容性质非常接近,联系极为紧密,根据宪法规定的精神,只能从整体上剥夺全部政治权利,不可能剥夺部分政治权利。如将“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整体性的规定分解为关于若干具体政治权利的规定,会与宪法规定相抵触。[47]

   “激进方案”则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嫌,同样面临如下三方面挑战。

   首先,与剥夺表达自由权不同,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和剥夺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有其内在合理性,且符合宪法的规定。对某些犯罪分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进行剥夺或者限制,并非我国法上的特例,在世界各国刑法中亦较为普遍。[48]从选举的整体过程来看,即使不剥夺此类犯罪分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亦难以对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管理活动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对选举权规定限制条件是基于如下信念的:一个享受民主参与权利的人必须与国家有着某种关系(如公民资格),[49]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个人成熟性以能够为国家承担责任。[50]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神圣而又庄严的权利,某些犯罪分子政治素质明显不符合国家与公民的要求,让其享有并行使这一权利,不能不说是对这一权利的亵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重刑犯,利用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机会搞一些阴谋活动并非不可能。[51]从广义上理解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概念,那么我国《刑法》第54条第3款、第4款规定的“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与“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乃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延伸,“故对此两项权利的剥夺是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必然结果”。[52]

   其次,如果将剥夺政治权利刑完全废除,则对整个刑罚体系和刑事司法制度影响过大,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和刑罚制度的稳定。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各具体罪名中,单独适用或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极多,这表明剥夺政治权利刑已经深深嵌入到我国刑法体系乃至整个司法体制中,如果将其完全废除,无疑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连带着给整个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带来极大的震动,其成本是巨大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最后,刑罚的轻缓化和资格刑的弱化虽然是当代刑罚的发展方向,但完全废除资格刑尚未成为主流,褫夺公权刑在世界各国刑法中仍多有规定。以《法国刑法典》为例,其将公民的政治权利分为两部分,对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参加工会等行业组织的权利、新闻职业自由权等虽然不能加以剥夺或限制,但对于投票表决权、选举权、担任司法职务的权利和担任专家证人的权利等,仍然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内容范围之内。[53]《德国刑法典》第46条也规定对犯重罪判处特定刑期以上的自由刑的犯罪分子,法院应当或可以剥夺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及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

  

   (三)取其中道融其优点的“改良方案”

  

   如上所述,鉴于“保守方案”与“激进方案”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且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现实情况,难以适应域外各国刑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笔者认为,当取上述两方案之中道,融合其优点,避其弊端,采用折中主义的改良方案,才能切实解决本文上述分析的有关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诸多难题。其具体措施即对我国《刑法》第54条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内容进行分解与重构;在立法和法律适用过程中区分狭义与广义的政治权利,区分言论自由中的政治性表达和非政治性表达。首先,在立法上,适时修改我国《刑法》第54条之规定,将言论等六项表达自由权从“政治权利”之内容中剔除,[54]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内容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公职的权利”两类。其次,限缩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打击对象,将其严格限定在我国《刑法》第56条规定的“应当剥夺”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范围内,并且打击对象范围的扩大和类推适用应当慎之又慎。最后,针对犯罪分子的潜在的危害性政治言论,可援引相关言论自由之管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加以规制,无需动用不符合公法上之比例原则的剥夺政治权利刑。如此,方能在达到立法者原意和立法目的的情形下,消解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违宪嫌疑,同时维护刑罚体系和司法体制的稳定,契合域外各国刑罚发展的轻缓化趋势。

  

四、结语

  

政治权利是公民四项基本权利之一,是立宪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之基本内核。[55]大多法治国家均将四项基本权利之克减设定为法律保留之范畴,在诸项克减手段中,刑罚最为严苛,相应地,各国对其规控也最为严密。应当说,前述针对剥夺政治权利刑之诸多问题多提出的改良方案,是必须且有意义的。一则,如此改良使得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适用更具可行性,其执行不再受制于诸如“部分剥夺还是全部剥夺”、“如何剥夺”等无解难题的困扰,使得刑罚执行更具统一性和威严性;二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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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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