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堃: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宪法学反思与改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6-06-24 09: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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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堃  

  

   从我国刑法文本(含历次刑法立法草案和修正案)的演变过程看,刑法中关于政治权利刑之内容和打击对象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张,每一次扩张均严重超出其立法初衷,带来较为明显的负面效应。

   第一次扩张主要表现为将原来的“褫夺公权刑”更名为“剥夺政治权利刑”,并在刑罚内容和打击对象方面有所扩张。在内容上,由传统的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和剥夺荣誉等扩张到剥夺表达自由权;在打击对象范围上,经由各地刑事司法实践由针对传统的打击“反革命分子”等阶级敌人开始过渡到打击一般刑事犯。新中国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最早理论依据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20]最早的规范依据则是1949年9月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21]剥夺政治权利刑的第一次正名和详细内容之规定,则出现在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制定的《关于“褫夺公权”刑名的改正及其解释》。[22]“关于剥夺政治权利,1950年7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刑法草案第13、21、33、34、35稿中剥夺六项自由权利的内容不在其列,只是到1979年刑法草案第36稿,言论等六项自由权利才被纳入被剥夺的范围,最后以‘剥夺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形式固定下来,直到1979年刑法正式颁布”。[23]考察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在其最初确立阶段,打击范围仅限于反革命分子,后来则在刑事司法实践和各类法律解释中呈现扩张的趋势,逐步拓展到一般的刑事犯上,其内容也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慢慢扩展至言论自由等表达自由权领域,后来在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各种观点几经博弈,最终形成了1979年我国《刑法》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内容的基本格局。

   剥夺政治权利刑打击对象的第二次大范围扩大表现在1979年我国《刑法》的制定过程中。该法第52条规定“对反革命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此条文不仅意味着我国《刑法》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认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地位,规定其打击对象范围和具体适用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文将原用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即剥夺政治权利刑,与针对属于人民范围的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资格刑相结合,笼统地规定为剥夺政治权利刑。如此立法方式虽然力图消除盲目划分敌我矛盾的消极影响,但却矫枉过正,使得剥夺政治权利刑由打击少数敌对分子的工具演变为针对所有犯罪分子的一般刑罚手段和社会治理规范手段,剥夺政治权利刑在此获得完全正名,也首次实现了其打击对象范围的本质性突破。打击对象范围的此种扩张进程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将“反革命分子”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至此,最初作为单纯的打击少数敌对分子手段的剥夺政治权利刑完成其向一般刑罚手段的本质性转型,以往对“敌我”性质加以区分,从而分别使用不同的政治权利剥夺手段的做法也随着此次刑法的修改而完全消解,剥夺政治权利刑变成法律意义上的常规刑种。

   第二次扩张不仅表现在打击对象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方面。因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六项表达自由权在世界其他各国刑事立法中并无先例,故在1979年我国《刑法》制定过程中,要不要写入剥夺这六项自由的规定,争议极大。[24]遗憾的是,最终立法者仍将这六项自由规定在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中。打击对象范围和刑罚内容做如此大的扩张,所带来的问题较为严重,故该条款在刑法后续的修订过程中总遭受强烈的质疑和挑战。在1997年我国《刑法》的修订过程中,针对此问题,学者们曾提出两种方案:其一可称为“保守方案”,该方案认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六项表达自由,一般属于公民依法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刑法已经将其纳入政治权利的范围,修改时应予以保持,如果删去,则震动过大;其二可称为“改革方案”,该方案认为写入剥夺六项表达自由的意义不大,可以删除。[25]笔者认为,“保守方案”的观点,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简单化思维,它忽视了当前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内容偏差所带来的危害;“改革方案”则认识到剥夺六项自由带来的种种危害,是一种务实态度与积极做法。遗憾的是,“改革方案”所表达的观点尚未成为通说,也未被立法者采纳。

   第三次扩张则表现为打击对象范围的扩张,这主要是由刑事司法解释完成的。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采取单独适用和附加适用两种模式。单独适用由刑法分则条文具体规定,一般是针对情节较轻、不宜判处死刑的场合,其对象主要是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妨碍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类型中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26]附加适用则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为应当附加适用和可以附加适用两种。前者针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后者针对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共有17个具体条文和罪名)。学者们对此争议颇大。依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我国《立法法》第8条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和我国《刑法》有关条文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之打击对象范围仅限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上述犯罪类型,不宜也不能轻易扩大。但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关于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56条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深、犯罪情节恶劣、罪行严重的,也可以依法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显然,该司法解释不仅没有充分考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刑操作标准模糊的难题,对法官肆意量刑的危险警惕不够,更破坏了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对公民人身权利应当由法律予以限制的立法权力层级结构,违反了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权利保护的精神。实际上,在刑事司法实践当中,针对我国《刑法》第56条规定的“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六项犯罪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依照上述条文的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历来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意见认为,条文在列举六种犯罪以后还有一个“等”字,这里的“等”表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很多,除立法机关在刑法条文中列举的六项常见犯罪外,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也可以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如故意伤害、盗窃等犯罪,只要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深、犯罪情节恶劣、罪行严重,都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种意见认为,刑法条文仅列举了六项犯罪,表明就只有针对该六项犯罪才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其他犯罪即使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也不能适用,条文中的“等”字只起到煞尾调节语气的作用。[27]

   笔者认为,上述第二种意见显然更符合我国《宪法》之精神与我国《立法法》之规定。首先,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该司法解释显然有违上位法和宪法。我国《刑法》第56条既然规定“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六项犯罪可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那么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该司法解释无疑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宪法》上要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之限制由宪法委托之授权立法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并非宪法委托所对应的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主体,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难以承担此法律功能;并且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该司法解释无疑超越了我国《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层级安排。其次,在缺乏必要的明确性量刑裁量基准和具体量刑操作标准的情形下,剥夺政治权利刑打击对象的过度扩张容易导致法官量刑的肆意,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剥夺政治权利刑是一种严厉的刑罚,适用时应当慎之又慎。在具体案件的判决上是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刑,要求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考虑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等各种因素,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决定是否适用。[28]由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过于模糊,其界分标准不明,究竟何为“严重”、何为“必要的时候”并不清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的具体范围也不清晰,理解上容易发生歧义,实践中的标准难以统一,会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难题。[29]

  

   (三)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负面效应过分溢出

  

   刑罚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其表现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它包含惩罚与教育两种内在属性。[30]犯罪分子被剥夺的权利和利益应当尽可能地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侵犯的权利和利益相对应,尽可能地类似于犯罪所侵害的客体。[31]依据这项刑种设置原则,剥夺政治权利刑对应的打击对象应当是与侵犯他人民主政治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等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犯罪,综观我国《刑法》条文中剥夺政治权利刑所对应的诸多犯罪类型和罪名,与此刑种设置原则契合度不高。剥夺政治权利刑之目的有两个:[32]一是限制犯罪分子政治方面的不良企图和行为,更准确地说,是防止犯罪分子可能的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破坏社会秩序、恶意抨击政府和侵犯他人民主政治权利方面的行为;二是给犯罪分子及其行为以否定性的评价,剥夺或限制其参与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某种资格,以此保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纯洁性。然而,当前剥夺政治权利刑之负面效应已经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最初意图和立法目的,其负面效应较为明显。

   首先,对言论自由等六项表达自由一概笼统地剥夺不利于良性言论的传播和良性思想的创造。并非所有的言论都是政治性言论,也并非所有的言论等表达都处于剥夺政治权利刑剥夺的范围之内,如果表达不涉及政治内容,则处于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表达自由权的规范领域之内,受到宪法的保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此必须加以区别对待。依据表达内容的政治属性可将表达自由权划分为政治性表达和非政治性表达。前者一般包括对政府的合理批评建议、在人大等会议上的发言等;后者则一般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观点、见解,一般表现为学术性、文艺性或者科技性的内容。在政治性表达中,又可划分为良性的政治表达和恶性的政治表达(如恶意抨击政府、煽动国家分裂等)。剥夺政治权利刑如果对此不加区分,将表达自由一概予以剥夺,其刑罚的效果无疑远远超越其目的本身,不符合刑种设置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其次,表达自由权与其他宪法性权利紧密相连、唇齿相依,如果对其予以剥夺,其他权利也必将难以实现。因为后者的实现以前者的存在为前提条件。马克思曾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33]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公民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该法第47条规定的“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均以表达自由权的存在为前提,如果对其予以剥夺,那么前述权利将成为泡影。

   最后,一概剥夺政治权利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改过自新、改恶从善。在犯罪分子的主刑期满后,仍然剥夺其政治权利无疑是宣扬其以前的劣迹,易造成其自信心和责任心的减损,增加其融入社会的难度,因此“……实在无法承认,褫夺公权(含剥夺政治权利与表达自由)有作为一般性刑罚的必要”。[34]

  

(四)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内容与域外各国刑罚内容的主流发展趋势不吻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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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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