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四万万”说之考察:以孙中山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8 次 更新时间:2016-06-11 0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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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来自一百多年前,这说明其后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基本维持在这个数据上(当然,具体的数据需要查阅这期间官方的人口档案)。

  

   第二,“四万万”的人口数据,既然是各国传教士同科学家调查的结果,这说明要么是当时官方所调查的人口数据公开性不够,要么是孙中山不相信官方的人口调查。原因或许是,人口调查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方法,而当时中国政府缺乏的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方法;深层的原因在于官方对人口本身的认识。在官方看来,人口的多少并非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依据,而是王朝征收税额、兵丁乃至盛衰的标准。如果人口越来越多,就说明王朝强盛,反之亦然。

  

   第三,孙中山如此频繁地提到“四万万”之说,说明他十分关心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个所谓的社会问题一旦与政治问题即他说的“民权主义”联系起来,就体现出他的直接民主倾向。例如他说:“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照我看起来,这四万万人都是阿斗。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6] (p.770)

  

   第四,孙中山念兹在兹“四万万人”,表明他将人口绝对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准。比如他说:“何以从前的人数有四万万多,近年便减少到三万万一千万,到去年便更形减少,连三万万的数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这几十年中便减少了一万万,在前一年之中便减少一千多万呢?我们人口这样减少,真是可惊可怕!”[6] (p.961)

  

   第五,既然孙中山喜欢说中国有“四万万人”,说明他还倾向于把人口数量作为评判民族强弱的指标。他曾这样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6] (pp.629-630)因此,当国内的年青人附和马尔萨斯减少人口的学说时,孙中山并不赞成。

  

   第六,孙中山将“四万万人”说成主要是汉人,对于在一定的时期进行革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警惕其中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倾向。孙中山后来提出的“五族共和”的口号[6] (p.111),可以说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第七,孙中山重视“四万万人”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基于革命志向。其实,在《上李鸿章书》他曾指出:“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须。何也?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6](p.11)也就是中国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当然,孙中山所鼓吹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从整体而言的,这与古代的“重民”思想有相通点。

  

   第八,孙中山如此推崇“四万万人”之说,与清末流行一时的“黄祸论”极不和谐。这是因为,他反对“黄祸论”,主张“黄福论”:“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像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由此看来,上述的论调立即破产,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 [6] (p.67)

  

  

   不管孙中山所说的“四万万”究竟包括了哪些人,他对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的关注是显然的。他密切注意并设法改变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的信念,经年不变。当他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之众的生存现状而满怀焦虑时,他便致力于通过“主义”的宣传去唤醒他们加入一个革命性的政党,进而寻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武器。他希望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多数人治理的国家,但前提是:多数人必须觉醒过来,拿起革命的武器向摧枯拉朽的专制政权开战。中华民国的诞生,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6](p.523)。这其中的深刻启示是:“四万万人”并未分享民主的果实,民主革命还是没有完成的课题,只有经由人民革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民主。

  

   参考文献:

   [1]《章太炎政论选集》[M].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

   [3]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M].下册.1980.

   [4]《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李大钊全集》[M].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6]《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原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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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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