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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
 
笑蜀
 
笑蜀,真实姓名陈敏,1962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媒体从业者。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著有《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组织化维权:告别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民主筑就抗战的堡垒——陕甘宁边区十年改革记略
遗传学与双百方针(下)
遗传学与双百方针(上)
要强大,但更要文明
天堂里的战争
“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
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现实困境
体制不可问责,公害不会远离
从《公报》看中国政治格局走向
为公益而共和——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
基于生活的抗争,才最有力
保卫生活,就是保卫幸福——什邡观察实录
被误伤的茅于轼吴敬琏们
韩寒柳传志迷途背后的真问题
警惕“汉奸评选”这种下三滥的政治杀戮
革命需要啄木鸟——兼论韩寒《谈革命》
乌坎是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
朱正 杨继绳 王建勋 笑蜀 廖可斌:文化体制改革笔谈
让权利流动起来才有动态稳定
特权阶层的那份自信从何而来
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谁能阻挡特权阶层的强横?
卡扎菲不懂的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
动车惨案应成为终止人祸轮回的关键转折点
衙门之鸠是公益事业的致命伤
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
自焚是强拆“总体战”的必然代价
有自治秩序 人心始不可操纵
理性和平衡的“正义观”才能保障立法公平公正
温州让公民参与危机处置是个好势头
微公益开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公民围观,来自普通人的渐进革命
关键是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法治文明普照每个人,包括强者
以公民社会的力量 说出一个新中国
要用宪法和法律把维稳管起来
制止悲剧须依法保护私人产权
首先从地权角度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
社区自治可能比政改更重要
国家当以强大力量保障国民的海外安全
环境治理也是硬道理
政府新闻通稿要真诚对待新闻
为什么说把外地穷人赶出北京是贵人馊主意?(全文)
仇子明免于通缉的幸与不幸
赶走低端人员的调研是馊主意
该给过度逐利的政府套上笼头了
从广州出发,培养公民生活新习惯
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
人大代表上阵 打人专班闪开,何如?
市场经济的鸭,抑或新重商主义的鸡?
有尊严,小菜摊也能撬动世界
官场话语的分裂或许是好事
社会精神紧张不能用维稳扩大化去应对
维稳社会成本高企值得关切
贫民窟再不好,好过拆散千千万万个家庭
新疆资源税试点能否颠覆传统发展模式
深层次的原因不必等到总理来说破
一定要把权力的“私生活”管起来
金权的东湖,还是公共的东湖?
我们需要一场跟特殊利益集团的硬仗
权力市场化是疫苗受害儿童的夺命杀手
尊重需求当从敢讲真话开始
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期待以人大主导教育改革打破沉闷格局
用工荒警示国家投入须即刻转向
用阳光博弈消除受害者心理
我们的城市是一堆一堆的积木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从垃圾风波看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开始介入现实的“新意见群体”
“三鹿”死于过度的舆论保护
市场化媒体的兴衰也攸关国家利益
今天必须改造我们的说话
以市场的名义去市场化值得警惕
中国社会的两极振荡与传播革命
中国社会的两极振荡与传播革命
打造县级社会安全岛尤为紧要
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邓玉娇的幸运不是我们的幸运
公众掌控遥控板是最大的时务
谨防理性成为奢侈品
公民权利不应止步于管制洁癖
市场化媒体是公民社会的主心骨
地震博物馆工程可否请商业走开
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
政改请从落实人大代表言论免责做起
“人人问总理”是网络不能承受之重
一个明智的政府才是当务之急
总理可以做县官 县治就会有希望
汪洋们网上能走多远?
不要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
最需要警惕的资本是国有资本
人权成为治理标准的宪政启示
重新回到人,重新从人出发——改革三十年纪念感言
保卫市场经济从整顿出租车市场开始
群体性事件矛头为何总指向政府
有选择的信息公开可能比不公开更坏
百度竞价排名是精神上的三聚氰胺
风险时代更要加大对内开放
切不可把地方政府发债当第二财政
权利均衡才能有效抗击国家风险
警惕社会情绪趋于极端和暴戾
永绝三鹿恶之花有待人心改造
最对不起孩子的中国人
无良公关凸显媒体病变
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
五百强榜单折射中国大国寡民
瓮安启示:要敢于对特殊利益集团果断处置
独立调查何以缺位虎照事件?
改变“西强我弱”有待媒体升级
庶民的胜利,但却不是民粹的胜利
为生命的权利申辩!
比生命更重的面包是我们的耻辱
让我们以整个人类来面对灾难
社会进步从半米开始
马英九揭幕政治行销新时代
跃进号故事还在上演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政治开放不能止步于网络
中国需要有职业水准的政治家
拜票可能是个好东西
欢迎王勇平们为人民立新功
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
经济增长不能以人为代价
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
大学不应是刀把子教授的跑马场
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
低头那么美
把人降低为大猩猩的中国教育
刊号奇货可居折射精神生产困境
伪虎门事件中的最大悲哀
重申权利 更须重建信仰——记者节感言
民主且慢另类
为“负面新闻”正名
中国人得诺贝尔奖并不难
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公民运动与“压力政治”时代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
中国为什么没有德蕾莎嬷嬷
深圳那把火烧出纳粹的幽灵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上海松江土地门事件:没有话语权的人最冤
追问真相,哪怕天塌下来!
现代政治文明从权力分享开始
大学何以沦为菜市场?
平心静气说黑窑
肃贪“三十天大限”没有回头路
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
厦门PX项目:舆论从尴尬到不再尴尬
比生命更重的面包是我们的耻辱
市长的尊严从哪里来?
政府就是不能赚钱
穷人怎样才能得到照顾
新伦敦案当如何解读?——与江平教授商榷
大学无隐私
公营机构集体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第一位的自由是讲真话的自由
全面封杀电动车无异谋财害命
“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
中国式资本原罪的真相
当下“科学打假”的两个危险倾向
学术研究不能沦为垄断产业
不均权,何以均富?——从发廊女苟丽的遭际说起
当务之急是重建执法诚信
打击“砍手党”须着眼长治久安
最大的危机是正不压邪——从大兴矿难说起
理直气壮地捍卫抗战胜利的尊严
卢雪松事件中的“神秘程序”
令人齿冷的“胜利”嘴脸
举国体制的竞技教育何以必须终结
值得称许的部门之争
教育政策调整的两个根本方向
从“名校办民校”看逆向双轨制
乞讨是一种公民权利
监管者要有自我牺牲的勇气
官员自杀与精神贞洁
告别孤岛
还原学习权
蚕食学生权利的恶习不能代代相传
且慢“一村一名大学生”
怎样提升公共产品的性价比?
怎样保障地方官员的生命安全?
解决县乡冗员问题要害在于体制转型
只有解放农民 才能富裕农民
中国的爷们,请捏紧自己的钱袋
怎样才能有一个高品质的大学排行榜
公务与欢场
以人为本 请自教育始
高校改革的先声
不要人为抬升良知的成本!
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
教人做常人
忠告仇和:谨记强权的原罪
权力逻辑与人性逻辑
人多不是看轻生命的理由
改革突破点:使公权成为真正的公权
文明莫欺
“伪知识阶级”与学术腐败——陶行知著作学习笔记
从两本书看中国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天然亲缘及现实困境
让改革告别密室

胡耀邦: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
计生体制背后的国家崇拜
我的台湾转型之旅
通向公民社会的第三条道路
我有一个梦:让北漂南漂有尊严
高战的社会建设:为了穷人而市场
理想主义不该穷途末路
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追思蔡定剑教授
高贵绅士钱伟长
吴敬琏印象记
送别厚泽老——用我们自己的光芒,照亮脚下的路
包容公民抗议才有动态稳定可言
我的梦想:在自己的故土上找到祖国
两亿中国网民是走向现代文明的火车头!
柏杨离去:中国如何走出“酱缸”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的新春致辞
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
任仲夷:因为梦想而伟大
半个圣人何家栋
任老:一个永远的倾听者
人命贵贱与国家命运——还从陶行知说起
新的一年,祝福自己
祭慎公
从费孝通怀旧说起
重新书写抗战外交大历史
仅有爱国是不够的!——庚子读史笔记
吾与吾师——我的一段怪味回忆

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中国公共空间的生长点
媒体应主导公民运动

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关系必须正常化
惟有德性,才是转型时代的定海神
吴敬琏的法治梦

于建嵘:转型期管治困境需要科学应对
吴敬琏: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
秦晖:为什么需要有农民的组织
李锐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我们经历了一千年的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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