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年轻一代的权钱膜拜,谁应对此负责?的相关文章

郑永年:中国年轻一代的权钱膜拜,谁应对此负责?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   更多...

郑永年: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力量再“集团化”

“朝贡”制度的安排是个开放体系,这个体系除了封建形式倾向于中国皇朝之外,实质上是非常有利于当时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安排。最近几年,国际社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集团化或者G化浪潮。在冷战期间,国际集团比较简单,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集团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集团几乎占据了整个国际空间。期间也有一些国际或者区域集团,但它们   更多...

郑永年:解释中国

清晨,广东顺德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宁静而优雅。落座后,随口谈及近期的社会问题,郑永年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说了很多,时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中国最可悲的是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很多年来,他一头扎进了中国问题研究,希望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   更多...

郑永年:中国模式的背后

中国模式不能过于政治化 记者:中国模式近来一直被热炒,您认可中国模式的说法吗? 郑永年:中国模式这几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我们有一个误区,对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模式很好,甚至超越了美国模式。而自由派、民主派认为中国模式毫无意义,也不承认其存在。作为一个学者,将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不利   更多...

郑永年: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大多关注的都是群体性事件。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当然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笔者也曾经对此作过很多讨论。本文想从权、钱、民之间,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对立出现初期可能是   更多...

郑永年:中国模式政治化不客观

改革尚未有共识 警惕“城堡政治”说到中国模式,有人强调中国特色,有人强调普适性,都是假命题。《中国经营报》:你是最早提到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但近年来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你怎么看?郑永年:最近这几年,中国模式被政治化了,左派说,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没有权利存在下去。但所谓   更多...

郑永年:“中国墙”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墙是冷战的产物,当时东德政府构筑柏林墙或许是对国际环境压力的一种无奈反应。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赋予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于柏林墙的 构筑。围绕着20周年纪念,今年有大量的有关柏林墙倒塌的文献发表,其中一些重要文献是由前东德政府官员提供的,是反思性的。阅读这些文献,不难体会到,墙   更多...

郑永年:GDP主义推高房价

一边是2009年金融危机,一边是房价依然“涨”字当道;一边是泡沫和较高比例的空置房,另一边残酷的现实是,中国不少家庭无力购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为何出现如此多的“二律背反”,难道仅仅是供求关系失衡,导致市场之手打开“潘多拉魔盒”?还是宏观管理政策之失?“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著名中国问题专   更多...

郑永年:中国问题的本质

今天的中国,因为改革停滞不前,社会出现无穷的不稳定因素,不少社会力量再次诉诸于民主政治。这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当今中国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那么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突破口可能并不在政治领域,而是在土地领域。   更多...

郑永年: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

中国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日趋危机的环境中,中国如何求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呢?在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有很多积极的经验,但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对两方面作理性的总结。尽管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也会维持较快的发展水平,但再也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世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了。2008年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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