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等:走出韦伯神话(四)

——《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8 次 更新时间:2016-06-03 0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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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出“韦伯神话”后的中国文化自觉

   吴增定:韦伯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本质和优点

   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国内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有一个核心问题叫做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做中学的学者,包括海外的余英时等,都在回应这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问题背后的预设跟韦伯的思想特别相关。韦伯对于中国有两个看法:首先,中国文化没有资本主义;其次,中国文化没有理性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只是韦伯命题的一个子命题,而韦伯的根本命题是: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于西方文明是理性主义,而其他文明要么缺乏理性主义,要么理性主义远远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程度。

   所以,我想韦伯神话的建立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无论是批评韦伯的,还是同意韦伯的,实际上都认为韦伯对中国的理解和评价特别重要。这涉及过去一百年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因为中国人太想现代化了,太想进入现代世界了,尤其是经历西方文明的外在压力之后,看到韦伯的这个结论,马上就会引为知音。中国人自己一百多年的集体无意识,是我们接受韦伯神话的一个前提。其次,韦伯思想本身也有这个因素。韦伯的思想,按照我的肤浅阅读,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从比较表层的方面来讲,韦伯是在思考现代性的问题。他认为新教伦理所关联的资本主义理性的精神,就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第二个方面,涉及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韦伯在《世界宗教及其经济伦理》导言里面讲过,他实际上是要思考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理性主义。韦伯一生的思想关注焦点就是西方到底为什么叫西方。答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这种理性主义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音乐、绘画、数学、宗教和伦理等。韦伯认为中国古代有非常好的乐感,却没有理性化或数学化的音乐;在绘画上,中国有很好的绘画意识,但没有物理、几何学的透视法;在历史学方面,中国人虽然历史的写作很早,但是中国没有按照客观和实证的精神看待人类历史,而是停留在道德化的记录和评价层面。

   总之,韦伯所有的比较都是为了凸显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精神。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似乎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在古希腊、基督教、犹太教那里虽然都有,但是表现得不明显,只有新教伦理表现最突出。而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只能说在某一点上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整体上缺乏理性主义的精神。

   韦伯的问题意识怎么来的?因为他本人是新康德主义出身,而新康德主义来自于康德。当时他跟新康德主义者有很多直接的交往,并且受新康德主义很深的影响,而新康德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把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区别开来。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等认为,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可以用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去理解和把握;但是对于人类世界的现象,比如历史、道德、宗教等,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数学化、规律化。韦伯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理解人的行动,理解人类社会?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前提是,人类的行为是有意的、可以理解的,而自然世界没有人的理解和意义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把人类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就方法论来说,他的思想属于比较典型的实证主义。

   但是,我觉得韦伯所有的洞察力以及他的不足,都来自于他的实证主义前提。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事实和价值的二分。韦伯认为,我们人类的科学认知,只能把握事实,因为只有事实是客观的,无论是自然科学的事实,还是人类领域的事实;但是,意义或价值本身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也就是说,价值的领域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的。这一点来自于康德。韦伯的结论就是,价值、信仰、道德等问题,只能是人的非理性的决断。这是韦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他看来,只要涉及信仰、价值的问题,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结果一定是“诸神之争”——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我们的神相互之间是绝对无法通约的。

   无论是在讨论中国还是西方文明时,韦伯都认为人类道德和价值领域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是不能够理性地认识的,只能够诉诸个人的主观和非理性的决断。恰恰由于这一点,韦伯对于人类的宗教、道德等精神领域的理解必然是一种外在式的理解,不可能是内在的理解。比如说,对于基督教,韦伯完全不关心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什么这类问题。你信的到底是真上帝还是假上帝?你这个信仰到底是神圣的还是不神圣的?你这个信仰的神圣性何在?这些问题,他完全不关心。他一定是从外在的角度来解释。基督徒的经济行为是什么呀?是怎么做买卖的呀?是跟人怎么交往的呀?政治上是怎么表现的呀?对于任何宗教,他所关心和讨论的都不是宗教信仰,因为他认为宗教信仰的领域是没有任何理性或真理可言。比如说,假定你是一个基督徒,韦伯的态度是:我并不关心你信仰的是真上帝还是假上帝,我只关心你的日常买卖和交往等行为模式是怎么样的,因为行为模式是外在的,有客观性,但是至于你的内在信仰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不可能知道。

   但我认为,韦伯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他实际上把宗教、道德等精神现象的丰富性给牺牲掉了。他完全不会关心不同文明或宗教的内在精神,而是特别看重它们的外在相似性或差异性。比如说,韦伯在讨论儒家和基督教时,认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除魔”,即它们都走出了原始的巫术世界,但是儒家和基督教真正信仰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韦伯并不关注,他认为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至于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儒家和基督教到底哪个是对的,韦伯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更不可能回答。但这样一来,他的解释就有很大的缺陷。首先,他对于一个文明内部不同阶段的理解都是抽象的。比如在讨论西方文明的精神时,他用一句理性主义来概括。古希腊是理性主义,犹太教是理性主义,基督教是理性主义,现代新教伦理也是理性主义。那么,这些不同阶段的理性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韦伯实际上没有回答。一旦他要给出答案,他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会涉及价值判断。所以,这是他方法论上的一个巨大的困难。

   我认为他的思想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在比较不同的文明时,显得过于随意,过于非历史性。我看到他在《儒教与道教》里说,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是一种“卡里斯玛”。说实话,当时我吃了一惊。因为按照韦伯一开始的讲法,“卡里斯玛”应该是一种现代现象,具体地说,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一种现代政治现象,讲的是有一种特别富有魅力的现代政治领导人,完全超越了所谓的官僚制,像罗伯斯庇尔和列宁等。至于古代的皇帝、皇权,我认为跟“卡里斯玛”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韦伯根据某些表面的相似性,觉得中国古代有皇帝,而皇帝不符合现代官僚制的理性主义精神,认为它肯定是“卡里斯玛”,肯定是非理性的。韦伯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论点,比如刚才赖骏楠提到家产制。韦伯对于中国古代家产制的界定,我认为已经不能用任意性来形容,只能用荒谬来形容。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先秦政治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从家产制过渡到文官制。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宰相之所以被称为“宰”,是因为“宰”的最初含义是替主人负责屠宰,后来引申的意思就是替主人看管家庭。当国家建立之后,“宰”就变成宰相了,就化私为公了。所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家产制,而是对于家产制的突破。又比如说,他大多数时候认为官僚制是一种西方现代的资本主义现象,但在另一些时候又把它应用到古代印度,认为古代印度的某一个时期特别有官僚制的精神。如此等等,例子很多。

   如果一个学者真正地做学问,他能不能这么随意地使用这些概念?不可否认,韦伯在使用这些概念分析现象的时候,有时候的确有新意。比如说,他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以前很少有人选择这个角度分析问题。但是,韦伯用着用着就忘记了出发点,把概念或“理想类型”等同于“理想类型”所要描述的事实本身,在两者之间不作区分。比如说理性主义这个所谓的“理想类型”,韦伯也是用得似是而非。他一开始的界定比较清楚,主要是针对新教伦理,后来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大,比如说基督教也是理性主义,犹太教、古希腊也是理性主义,后来他说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一些理性主义。我不知道韦伯在用这些“理想类型”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节制。

   归根到底,我认为韦伯思想的根本问题还是他的哲学前提。韦伯认为,对人类的伦理、价值、道德等领域,是不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只有任意的、个人的非理性决断。我对中国古代了解不多,不敢多谈。但在我看来,西方古代那些非韦伯式的理解,比如像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解,就很不一样。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看来,人类的价值领域和道德领域仍然是有客观性的,仍然是可以理性地思考和谈论的。这就避免了一种纯粹外在的解释。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韦伯讨论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合理性,只不过我认为这种合理性必须要反过来看。比如说,韦伯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非超越性的精神。虽然韦伯避免做直接的价值判断,但他的言外之意仍然是,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没有一个超越的上帝,没有一个超越和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一个独立的先知阶层,所以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不能跟自然和世俗世界构成一个张力,因此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站在中国文化的内部来看,那么这种非超越性的精神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大优势。因为从西方基督教文明来看,这种与世俗相对立的超越精神会导致一个很大的危险。像近代的霍布斯等哲学家早就讲过,基督教一定会在世俗政治之外建立一种更高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权威,比如教会组织,并且以此来跟世俗政治对抗,导致世俗政治无法稳定。这个问题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一直是存在的,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初动机就是要在政治上消除这种超越性的危险。反过来看,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危险。再比如说,韦伯认为中国文化过于乐观主义,没有基督教文化,尤其是新教的那种焦虑感。但是,乐观主义难道不好吗?自强不息、不否定这个现实世界,难道不好吗?与基督教相比,儒家文化也是一种入世的精神,但是儒家的入世是从属于这个世界,并且顺应这个世界,而不是对抗这个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健康的精神吗?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评论意味着什么。他认为,与新教伦理相关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铁的牢笼,现代人无法摆脱深层的焦虑感、孤独感、虚无感。这些不正是新教这种入世的禁欲主义导致的吗?总之,通过韦伯的分析和批评,我们恰恰能够反过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本质和优点。

   最后,我还有一个疑惑。韦伯所说的“现代理性化”是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韦伯一开始似乎是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命运,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注定会走到这一步。但我觉得,韦伯最后的结论走得太远了。他似乎认为这是人类的命运,不管是什么文明,最终都要走到这一步。我不清楚韦伯的理由是什么。

   总之,我是无知者无畏地提了一些疑问。

  

   陈明:真正需要向韦伯学习的地方

我是很喜欢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的,相信文化需要理解,体会其意义。但是,韦伯似乎是只理解自己的文化,在做所谓比较宗教学的时候,还是用新康德主义的方法,把自己的文化当标准型,不尊重异文化的意义。这其实是不妥当的,把文化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了。后果之一就是,在我们中国,他讲的主要是自己的文化感受,我们却把它当做社会科学结论。这样说会扯得太远,就把他当做不可知的物自体,仅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说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作为反面论证的《儒教与道教》这30年在中国的影响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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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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