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苏联儿童:我们最幸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2 次 更新时间:2016-06-02 10: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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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进入专栏)  

  

   1932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350公里。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就象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报纸上宣传说,巴甫列克是优秀少年先锋队员,但其实吉拉西摩夫卡村里当时并没有少先队组织。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学,巴甫列克成了积极分子,他喜欢检举邻居们的“错误行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是称他为“烂货”。巴甫列克恨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抛弃了家庭,和别的女人去过了。据报纸报道,193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受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叫喊,“我是你父亲啊!”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Fyodo)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杀害这两兄弟,其实并无实在的证据。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别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过争执,所以村里人怀疑是那些少年杀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刚刚由当地报纸报道,就立即变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说是他爷爷谢尔盖干的,巴甫列克的母亲和表兄伊万·普特切克(IvanPotupchik)也这么说。最后,莫罗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为“富农家族”,于1932年11月受审。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政治性质。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巴甫列克的表兄伊万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色,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193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进的表现。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党、无产阶级所代替。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当时,到底有多少苏联青少年真的揭发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材料却是不断给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辈出的印象。有一个叫索罗金(Sorokin)的孩子揭发他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亲。还有一名叫西尔沃察·法蒂耶夫(SeryozhaFadeyev)的学童向班主任报告,说他父亲私藏了马铃薯。13岁的普罗尼亚·考里宾(ProniaKolibin)告发自己的母亲在集体农庄的地里偷粮食,他的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他自己则因为揭发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亚著名的少年先锋队度假营度假的奖赏。

   少年先锋队号召儿童们学习巴甫列克告发父母的“不法”行为,少先队基层组织派队员到集体农庄监视农民是否偷盗粮食。《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揭发有功者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学习巴甫列克”掀起了热潮,少先队号召队员不仅要揭发父母,而且还要揭发亲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发的队员是缺乏觉悟,其他队员应该揭发这样的队员。在这种气氛下,家长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说话。有一位医生回忆道,“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亚历克山德·马利安(AlexandrMarian)的父亲就是这样倒了霉的。亚历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亚历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也是最大一个剥削阶级。”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由于他的揭发,他父亲被逮捕并被送去劳改。1933年,在一则日记中,亚历克山德记载了一段与共青团一位同志的交谈,这位同志说,亚历克山德的父亲有“反动观点”,他不应再担任共青团领导。亚历克山德就此在日记中写道,“我向这位同志解释,逮捕我父亲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苏立场与他[一次大战时]在奥地利当俘虏的经历有关。……他后来喜欢奥地利的秩序,认为他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小农[经济]可以带来农业财富。……他把集体化初期的缺点看成是混乱,而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辩证法,有政治觉悟,他就有可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page]

   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1932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政治局委员邱巴(Vlas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会象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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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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