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曼华: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2 次 更新时间:2016-06-01 15: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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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曼华  

   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是指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期间,与经济大跃进同时进行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当时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现在,它已经过去五十余年。这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教育改革”,但是,它试图回应的某些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诸如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教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本土传统与外来经验的关系等,仍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需要予以回应的重大问题。同时,“教育革命”中被反复强调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即所谓“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涉及到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诸如教育本质、教育目的,以及教育与权利、教育与控制、学术与权利、知识与权利、知识与控制的关系等,都需要深入的理论辨析。

   大跃进期间,经济领域首先刮起了浮夸风,假话、大话、空话甚嚣尘上,所谓“假大空”即肇始于此时,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这种违背科学精神的跃进,直接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所谓3年“自然灾害”。遗憾的是,大跃进虽然遭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但是,“教育革命”并没有因之完全破产,极左思想并没有得到清算,反而越演越烈,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教育陷于停滞、倒退,教育质量一落千丈,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因之停顿。拂去岁月的风尘,回首往事我们将发现,成为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的“教育大革命”,并非“文化大革命”中一夜之间的创造,而是和1958年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大革命”的预演和先声。

   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教育大革命”给中国教育带来的灾难,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是,对1958年的所谓“教育革命”,却不一定有这种共识。有学者认为:“1958年—1960年是全国大跃进的年代,教育领域也是一样,各种教育事业都在大发展,可以称之为教育事业大跃进……总之,这个时期是教育大发展、大革命的时期。”[1]还有学者认为,1958年的‘教育革命’虽有错误,但成绩亦不少:“1958年‘教育革命’取得的成绩在于摸索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如: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方面,将劳动课列入教学计划和必修科;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大办农业中学;实行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发挥学校地方的积极性;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办教育等。”[2]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革命是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探索走中国自己道路的一次尝试”[3]。“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是当时中国各行各业大跃进的产物,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教育大跃进……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大胆尝试”[4]。还有学者虽然在总体上否定了“教育革命”,认为无论是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做法,“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同时对其仍有部分肯定,认为:“教育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改革教育结构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密切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方面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5]317-319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同“文化大革命”一样,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一场严重的教育灾难,它与现代教育和教育现代化背道而驰。下面,本文将循着历史的线索,对1958年的教育革命进行描述、分析与思考。

一、教育的大跃进———教育革命

   大跃进大体包括两个阶段,即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所谓大跃进,就是超乎常规的高速度,“快”是大跃进的核心。3年的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浮夸与蛮干、狂热与愚昧,成为大跃进的突出特征。

   在“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要跃进,教育的大跃进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1958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6]219“为了保证教育工作的大跃进……首先要破旧思想……打破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从单纯业务观点、‘权威学说’、国际标准等束缚中解放出来!”[7]这意味着教育大跃进———所谓“教育革命”的开始。

   (一)办学方式大跃进———全民办学

   1.全民办学、运动式办学、发动群众办学在大跃进中,什么都是全民大办。所谓大办,无非是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像战争时期一样,动员起千千万万的人,进行大兵团作战,搞人海战术。教育的大跃进,首先表现在办学上,即靠大搞群众运动办教育,这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方式引入教育,并推向极端。河南省是大跃进的急先锋和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教育的大跃进也冲锋在前。首先是长葛县提出在一年之内普及小学和初中,[8]

   紧接着,某些地区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普及了中小学教育,速度一个比一个快。例如,“郾城县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的案例,曾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宣传。白坡乡在7天的时间里,办起民办小学25所,入学学生1 025人,业余中学3所,学生231人。不仅快,而且省,“没盖一间房子,没做一张桌子……开办费也做到最节省的地步。西坡李村只花了一角二分买了一盒粉笔就开学了。全乡……共花了3元5角钱”。白坡乡创造了……一个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典范。(河南省教育厅:《郾城县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载《人民教育》,1958年第4期。)随即,郾城县以及河南的其他县市也掀起了学习白坡乡的“热潮”。

   一些县市纷纷表示要“乘卫星、跨火箭”,要以“闪电的速度”、“光速”,在半个月或者10天之内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下面是时任河南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的回忆,作者为王锡璋(1915—2006),1958年初到1983年,他先后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是教育大跃进的当事人。

   1958年3月24日,我和教育厅其他两位同志以及郾城白坡乡、潢川双柳乡、登封三官庙乡的代表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河南省内各县不断打电报来报喜,说他们那里已普及了小学、中学或扫除了文盲。我一接到报喜的电报,就随时用大字报在会议驻地公布出来,报告河南今天又有几个县实现了普及,几个县达到了扫盲要求。当时,我在宿舍特地挂了一幅河南省地图,哪个县传来了普及中小学教育或扫盲喜报,我就在那个县插上一面小红旗。结果,会议还没开完,地图上就差不多已插满了红旗,全省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中小学教育,扫除了文盲! 尽管这样做几近笑话和儿戏,然而当时我是以虔诚的态度一本正经去做的,十分严肃而自豪,认为这是人民的创造,革命的奇迹,根本没有动脑子去想一想其中有无浮夸。现在回想起来,这实在是幼稚可笑。(王锡璋:《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载《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

   此后,有关部门和报刊对这种不顾办学所需基本条件、盲目地大办各类学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鼓励,各地纷纷效仿,争先恐后,以至于出现了“排山倒海之势”。《人民教育》社论说,“自从今年二月党和政府提出多快好省的教育建设方针后,群众办学运动迅速展开……各地民办中学和民办职业中学更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起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据19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民办中学和各种民办职业中学已创办55 361所,入学学生达268万余人。

   这不但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其规模和速度来说,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9]而“农业中学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10]与此同时,工厂、企业等也要大办学校。于是,企业办学四处开花。更有甚者,有的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经办成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教育网”,实现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一时间,形式主义泛滥,虚夸造假成风,学校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在大跃进中,这种全民办教育、运动式办教育被极度推崇。1958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教育的专门队伍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办教育更加必须依靠群众。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那就是错误的。这种迷信,只能妨碍教育成为人民群众的事业……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11]9-10从此之后,群众办学与国家办学被赋予同等地位,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大、中、小学曾经全部改为公立学校,由国家投入。但是,在1958年教育大跃进过程中,农村的中小学全部下放给农村人民公社领导管理。[6]230后来又降了一级,民办小学、大队办的农业中学等全部由生产大队管理。也就是农民子女的教育由农民自己出钱来办。[12]440从而开始了中国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投入之外,号称“人民教育人民办”。此后,农村的教育,由农民自己出钱办,而城市的教育由国家来办,教育政策定位为城市的精英教育,农村教育逐渐凋敝。

   2.高等教育大跃进———15年普及高等教育

   在大跃进的狂飙中,最惊人的教育目标是15年普及高等教育。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教育大跃进的要求:“全国应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11]11

   应当说,这个目标,是大跃进期间头脑发热、不顾实际、疯狂浮夸的产物。可悲的是,这一目标竟然作为文件下达,并要求各地“作出具体规划”。中央要求跃进,岂有不跃之理? 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也随即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有些学校办起分校或者分出部分专业独立建校;有的依托科研所农场办高校;有些中专升为高校;还有些县办起了红专大学。一些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宣布办起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红专大学、劳动大学等名目繁多的学校。那么,这些所谓的大学究竟怎样?仅以当时引起轰动的河南省孟津县翟泉红专大学为例:筹办这所大学只用了40多元钱买必要的书籍、挂图和简单的设备。畜牧系建立了猪场,加工饲料厂、配种站及兽医站,林学系育苗绿化,艺术系排几个舞蹈,语文系编相声、快板,体育系组织男子篮球队到外村比赛,医学系在村里搞环境卫生等。红专大学共有学员第2期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99559人,全社55.4%的青壮年都入了大学。生产中的内行人和能手,都是红专大学的教师。[13]

   尽管当时就有人质疑,但是,在造假盛行的大跃进时期,这种质疑之声成了批判的靶子:有人瞧不起这样的大学,觉得最多是个农民业余学校,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教授、大学生怎么能办大学? 听起来,像是说得有理,实际上似是而非。世界上第一个办大学的人,就不可能是念过大学的人,因为那时还没有大学,更不要说什么教授了。应当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没有念过大学的农民一定能办大学,能办新型的农民大学。(《访翟泉红专大学》,载《光明日报》1958年7月2日。)更可笑的是,该校竟成了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旗帜,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认为是“农村中普及大学教育的重要形式”加以宣扬[6]225。引得参观者纷至沓来,并很快就在各处遍地开花。

同年10月1日,《光明日报》报道说,“我国教育事业以空前速度获得巨大的发展……本年新办高等学校八百余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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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学报》2013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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