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中国官员有所畏惧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7 次 更新时间:2006-06-26 06: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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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一位朋友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他在赴会的途中见到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些与市场多一些,不是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同样,任命多一些,还是竞选多一些,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竞选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任命;任命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竞选;竞选和任命都是政治手段,不能拿来做为判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标准。

  朋友当然是戏言。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小平同志活到现在,也会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思想。但我以为,这种戏言或推论基于一个判断,就是小平同志是真正为中国命运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负责的。而且这种崇高的责任感,并不因形势和个人地位、利益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样提出问题,是由于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一种现实:屁股指挥脑袋。屁股指挥脑袋绝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即人们的存在决定意识,而经济又决定了政治。这也绝对是符合西方经济学说的:人都是理性的,是天然地趋利避害的;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基于利害分析的理性选择。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尖锐性在于:中国的政府与官员,缺少制度上的约束。因此,他们的行为就表现出更大的自利性,更大的贪婪与无耻。说是“更大”,是因为政府和执政者本身就有异化的天性,本身就有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本性,并非中国独然。正是基于对这种状况的忧虑――起码是原因之一―胡锦涛总书记才提出“八荣八耻”。

  荣辱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动物化生存”的年代,理性、道德、信仰都没有了,那么,“荣辱”对那些贪官污吏们又有什么约束呢?或者换句话说,也许会有一种颠倒的荣辱观在起作用。即使我们真的提出一种正确的荣辱观,它也只会加剧官员们的这一种状态:言行不一,口言善而身行恶。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更加剧了社会的风气败坏。

  要害不在于人们“荣辱”什么,而在于人们畏惧什么。

  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胆量不但并非越来越大,而是相反,加深了始终就有的一种深厚的畏惧感,知所行止,知所趋避。对自然界来说,人类曾经有的和中国现在还有的那种“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猖獗一时,但终于不免在自然界的惩罚中败下阵来,于是人类的理智使人类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了对自然的敬畏(何祚庥院士一类的自大自恋狂除外)。对社会发展也就是人类自身发展来说,人类通过宗教、学术和习俗,教导自己要有所畏惧。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要使人类走向真善美,而其方法之一,无例外地是要使人们有所畏惧,因而形成某种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畏惧文化,是所有人类文化中共有的、极其深刻的精华。宗教(无论是基督教的原罪赎罪说,还是佛教的报应说)就不用说了,不信鬼神的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这种文化下,人保持了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二战中德国虽然是侵略者,但在占领法国后,占领者也不得不表现出对法国各种文化遗迹的敬仰与尊重,从而进行了战争中可能有的保护。日本鬼子的野蛮通过烧杀抢掠和“三光”政策是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占领河南时,侵略者对中国大学者冯友兰的家庭故居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中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虽然在人间至高无上,但也不得不自称“天子”而不敢超越于“天”,也只敢位尊“九五”而不敢满打满算,也要按时祭祀天地,同时也要多少对人民的力量有所畏惧,犯了错误,也要下“罪己诏”,表示对人民的歉意。对于抬棺上殿的海瑞,嘉靖皇帝不敢将他处死。自称“不能留芳百世,不怕遗臭万年”的曹操,却不愿自己动手改朝换代,而是让儿子去做。虽然那时对官员在制度上的制约还很不够,但靠着一种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官员对行止还是有所忌惮的。比如“头顶三尺有神灵”,“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里的神灵,当然不是人格化的上帝,而是冥冥之中对于正义和天命的一种敬畏。由此形成了一种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秩序。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的畏惧文化有自己的特色。虽然中国历史上宗教力量不够强大,但是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一点,或者说这一立身处世的底线,在共产主义的神权时代,也未丧失。比如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历史上要写你我的。”“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当今天的中国人痛感在改革开放后其历史感及荣辱观消失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历史感的伟人。他在退休后,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并发表讲话,其实正是忧虑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夭折于一旦。这样,他的历史地位将受到污辱。往深里说,小平先生的这种历史感也是植根于一种畏惧和忧患意识的,他所担心的,正是中国不能富强,就要被开除“球籍”。

  但是,改革开放引来的物欲横流,却使中国人基本丧失了耻辱感及畏惧感。当胡锦涛先生言之谆谆地教导国人“八荣八耻”时,我们当然要深入学习践行,但也要想到,对于不要脸的人来说,这些荣与耻又有什么约束作用呢?

  要之,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不是荣辱问题,而是畏惧问题。就是说,他们要怕点什么才好。

  但是,中国目前的官员怕什么呢?

  怕制度?不怕。正如胡长清所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规章制度基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其实对那些官比胡长清小的官来说,种种规章制度,也基本形同虚设。

  怕天命?不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起码在无神论这一点上是成功的,官员们绝对不相信有什么上帝和鬼神,当然也不相信善恶有报。

  怕理性批判?不怕。一来学术不能自由,相当多的真理性的讨论都在禁止之中,二来学者精英大半被收买,他们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或帮闲。

  怕历史?不怕。历史还不是统治者写的。另外,只要生前安然,哪怕死后洪水滔天。

  当然,官员们也是有所畏惧的:一怕不能讨好上司,二怕情妇翻脸,三怕权力与利益削弱。

  说来说去,从整体上和积极一面看,官员们真正最怕的还是言论的讨伐和人民力量的发挥。中国目前的言论状况和民主状况是不是基于官员集团出于利益自保而有意为之的呢?当然,我们愿意从一个良好的动机去分析这种状况:它也许是要保持一种稳定。不过,显而易见地是,这种言论钳制和民主限制,是否造成稳定还不好说,但它造成了官员的无所畏惧却是毫无疑问的。

  孔子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南怀瑾先生说:“人生如果没有可怕的,无所畏惧就完了”,“一个人没有什么管到自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失败的开始。”特别是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乃至官员,如果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必然是失败的开始。

  《易经》说:大道至简。提出一个任务,解决一个问题,其具体操作可能要很复杂和小心,但思路不妨简单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建设和谐社会,无非是求得一种政治与社会的生态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使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建立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他们的合法的正当的利益,通过相互的不断的博弈与制衡,得到一种基本的保证。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前面说到动物,其实动物也是有所畏惧的。动物有天敌,一物降一物,没有天敌的动物就不会畏惧,就会疯狂地成为万物的主宰,这是要保持生态平衡的自然界所不能同意的。猖獗一时的恐龙的命运,就是整体灭亡。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通吃天下。任何强势的集团,也要有所畏惧。这种畏惧,不仅仅是基于道德自律,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能制衡他的社会制度性的力量,当他行为出格时,侵犯到其他人或阶层正当利益的时候,他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如果人不知畏惧,其实还不如动物。其危害可知。

  回到我们的社会现实。当前,中国强势集团中最强势的是誰呢?是官员。官员利益已经严重地侵害了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怎么让官员的行为有所收敛和保持谨慎呢?要让他有所畏惧。要建立一种力量或机制,真正对官员构成威胁和震慑,使他们不敢思出其位,行出其规。

  这也是对官员的爱护。中国古代文化是知道这一点的,在《易经》中,“乾卦”并不是卦中最好的卦,潜龙无用,飞龙在天就会胡作非为。《易经》中最好的卦是第十五卦“谦”卦,内涵丰富,外表谦和,知所行止,才能“吉无不利”。许多胆大妄为的贪官在法庭上都痛哭流涕地说:如果在“出格”之初,有舆论或制度的力量来警示他,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小结:人总是要有所畏惧的;官员更要有所畏惧;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使官员无所畏惧;因此中国领导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宣示都是苍白无力的。如果我们要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使政府和官员们有所畏惧,其中最主要的两条,就是开放言论和实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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