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 王兆鹏:论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 次 更新时间:2016-05-29 23: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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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   王兆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宋代石刻与文学传播关系十分密切,对宋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石刻众多、分布广泛,激发了传播者(文人)对石刻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石刻对所传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选择性,强化了宋代文学重理明道的文学基调;石刻还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石刻作品的词翰双美,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传播力。而作品的反复刻石,更强化了名篇的典范性与影响力。石刻还提供了一个互动对话的长效交流空间,增强了作品影响的持久性,进而促进文学创作。

   【关 键 词】石刻/宋代文学传播/作用与影响

  

   石刻曾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文献记载方式,但早期石刻以实用与留存后世为目的,并不为当世传播而设。石刻诞生于廊庙,成长于民间,与政治文化生活关系密切。至宋代,朝廷右文,金石勃兴,石刻的当世传播功能遂日益突出,在宋代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文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宋代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读碑与刻石,加强了对宋代文学传播者的激励与熏染

   宋代石刻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大大激发了文人对石刻文学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这主要表现在宋代文人特别酷爱读碑,热衷刻石。

   自东汉碑刻兴盛之后,天下碑刻既多,读碑便成为文人生活中的一种常课。中唐诗人李郢《酬刘谷除夜见寄》诗云:“读碑丹井上,坐石涧亭阴。清兴未云尽,烟霞生夕林。”[1][6903]唐诗僧齐已《寄体休》诗云:“金陵往岁同窥井,岘首前秋共读碑。两处山河见兴废,相思更切卧云期。”[1][9633]前者写读碑的清兴悠长,后者叙秋日岘首读碑的往事,都充满人文情趣,让人回味。只是这样的读碑记录并不多。

   到了宋代,这种读碑、读拓本的记录就比比皆是了。仕宦途中、迁谪路上,丰碑古刻时时遇之,亦时时读之。宋初诗僧梦英,一生好书法、喜读碑,常“闲骑劣马寻碑去,醉卧荒庐出寺迟”;“寻穷太华高低景,念尽长安内外碑。”[2][71、72]诗人王禹偁则“见碑时下岸”,“几处古碑停马读,到时春笋约僧尝。”[3][689、705]南宋诗人范成大一生酷爱读碑,年轻时自谓“读碑索句仍投辖,谁是扬州控鹤仙。”[4][646]年老时则自叹:“登版自怜行蹭蹬,读碑仍怪视蒙笼。”[4][625]诗人张镃“坐余沿石闲听水,茶罢巡檐遍读碑。”[5][603]刘过“摩挲墓铭看,久立读碑阴。”[6][38]刘克庄“春风萧寺同登塔,落日荒台共读碑。”[7][35]至于欧阳修酷爱金石,王安石工于碑志,苏、黄诗书传天下,他们对于读碑的热爱自不必细论。对于一些出身孤寒的文士而言,碑刻文章更是他们常加搜读的对象。朱长文云:“余少也学古……古书之载于纸墨者几希,而存于金石者类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远,与夫山林墟墓之间……早夜不舍,所逰必问,所居必求。”[8][37]足见其搜访阅读之勤。

   而那些碑刻集中的名胜之地,他们更是时常光顾,读碑题诗,蔚为风气。例如祁阳浯溪,诗人张嵲“去时吊古愚溪上,归日读碑浯水边”[9][425];黄庭坚贬中一至,“三日徘徊崖次”[10][610];杨万里则在浯溪边“剥苔读碑,慷慨吊古”[11][470];范成大亦“周遭岩壑寻胜迹,摩挲石刻立多时”[3][26060]。为了读碑,他们甚至夜以继日:“县官抱烛读碑字,夜阑相视生咨嗟”[3][175]。而那些山僧们则常常前为向导,“知予好古心常切,僧与前山觅断碑”[3][255]。

   宋人读碑,常常读得很细,张孝祥得朱新仲所寄“石刻二诗,《龙溪序引》,既再拜钦诵斯文之妙,三复卒业”[13][361]。宋人读碑不仅读得很细,有时还能背诵。“傅献简与杜祁公取未见石刻文字二本,皆逾千言,各记一本。祁公再读,献简一读,覆诵之,不差一字。祁公时年逾七十矣,光禄丞赵枢在坐见之。”[14][155]由此二例可以想见,熟读背诵碑刻文章的人,当还大有人在。

   如果联系到宋代的文化精神,可以看出宋人是将读碑研文作为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来追求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一”即为《集古录》一千卷。李清照则终生难忘她与赵明诚省衣缩食,市碑刻文书字画,灯下相对赏玩的幸福。陆游将苏轼蜀中石刻精选出一卷携带在身边,谓为《东坡书髓》。李丕绪“集历代石刻,为数百卷藏之。”[15][9938]刘季孙“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16][1128]而苏轼《答贾耘老》云:“寄示石刻,足见故人风义之深,且与世异趣也!”[16][487]这些都可说明宋代士人认为读碑研拓,实风雅相兼,是一种精神享受。南宋人周晋的一曲《清平乐》便道尽了读碑的清欢,词云:“图书一室,香暖垂帘密。花满翠壶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手寒不了残棋,篝香细勘唐碑。无酒无诗情绪,欲梅欲雪天时。”[17][2766]

   宋人不仅热爱读碑,亦热衷刻石。只要可能,他们则四处留题刻石,立碑刻石可以说是宋人精神表达的一种需要、一种方式。

   那些名篇佳作,宋人一刻再刻,诸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司马光《训俭文》等等,皆不止一刻。而苏黄作品入石更多,王明清《挥麈录》载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其“家旧贫穷,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18][763]。李仲宁因镌刻苏、黄词翰,能得一家人生活饱暖,足以想见苏黄诗文刻石之多。宋人还常常刻自己的作品,韩琦知定州,作“阅古堂”,自为记,书于石刻置堂中。欧阳修致仕后作《会老堂》,有《会老堂诗》刻置堂上。蔡襄、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大家,更常常书写自己的佳作令人刻石。范成大《骖鸾录》谓其三十四年间三过严子陵钓台,皆有诗刻于壁间[19][44、45]。

   宋人刻石,小至一首好诗,一联佳句,甚至一个字。多到十几篇,几十篇,几十卷,甚至个人的全部作品。如《赠梦英诗碑》多达三十三人作品,苏轼《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石刻亦有三十首,其他“八咏”、“十咏”一类石刻则为数更多。而冲退处士章察“尝为歌诗杂文二十卷行于世,《卦气图》以石刻于府学之西,《太玄经图》并文集,刻于中兴寺子云祠堂”[20][301],则是将个人全部作品刻之于石了。至于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访古题字,更是宋人最喜爱的一种雅事,此时“山川之胜,翰墨之缘,可以兼得”,题名题诗,难以计数。或述仕宦之迹,或抒游赏之乐,或发归隐之思,或泄愤世之情;或上巳修禊,或清明祭扫,或中秋待月,或重阳登高,或新正宴集。宋人身影虽历经千年,仍在一方方山间水泮的石刻中晃动。

   综上,宋代右文政策及文人博雅好古使他们与石刻更加亲密,石刻渗入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精神世界里极重要的一部分,读碑与刻石已成为宋人风雅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从本质上说,是宋代石刻激励、熏染、造就了大批石刻文学作品的热爱者、阅读者与传播者,这对于宋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容受与选择,强化了宋代文学传播内容的重理明道倾向

   宋代石刻不仅激励、熏染、造就了大批文学传播者,而且对宋代文学传播的内容具有极大的规约性。从曾经刻石的文学作品来看,宋代石刻对所传播的文学内容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强化了宋代文学重理明道的文学基调。

   石刻对所传播文学内容的选择性在石刻诗词数量的巨大悬殊中显而易见。学界通常将宋词视作宋代文学的代表样式,但通过数量统计,则发现宋词刻石其实很少。一方面是宋诗与宋文的刻石数量远远超过宋词,另一方面是诗、文刻石过程中,特别强化了重理精神与明道意识。

   宋代石刻文学作品多数都与教化相关,其中以教育类的学记、寓有教育意义的箴铭类石刻最多。宋代一些曾经刻石的作品,如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无愠斋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训俭文》,范仲淹《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王安石《虔州学记》,范纯仁《布衾铭》,欧阳修《醉翁亭记》,曾巩《筠州学记》,周敦颐《爱莲说》《拙赋》,张载《西铭》,陈瑾《责沈文》,还有朱熹的众多石刻作品,几乎都含有明道阐理、劝世化俗的内容。

   即使是诗歌的刻石,宋人也常常从这些作品移风易俗、表彰人伦、垂范世俗等方面的作用去考虑的。如:欧阳修诗歌刻石者,早期有《思颍诗》与《续思颍诗》,后期有《会老堂诗》。欧阳修解释《思颍诗》的刻石的动机云:“初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而未偿于衰老之后,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21][605]刻《思颍诗》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是贪图禄位、留恋权势之人,从而为这组诗加上垂范世人的劝世意义。而《会老堂》诗云:

   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朝俱白首,雕零万木见青松。

   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爵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21][829]。

   此诗为表彰友道而作,欧阳修有意为之建堂刻石,并写信给吴冲卿云:“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见访,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绝稀,始知风月属闲人也。呵呵。有《会老堂》三篇,方刻石续纳。”[21][2372]可见此三篇的刻石,明确是为了表彰友谊,振起世风。再如文同为杨巨川《种柳诗》刻石作序,批评“人皆喜善自己出,若名于他,则万计沮碍无少假贷者十常八九”[22][706]的不良世风。而他为《赏梅唱和诗》石刻作序,则力论“成之之力其胜愈于生之者”[22][706],劝世人多为成之者、出力者、奉献者。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宋人在镌刻诗歌作品时往往要同时刊一篇诗序,而序文则多数为诗作附加上一些劝世化俗,或修身践道的内容。李泽厚先生说:“从中唐起,……为后期传统文艺定规立法的巨匠们,其审美理想中渗透了儒家的思想。他们要求在比较通俗和具有规范的形式里,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伦理主张。这种以儒家思想作艺术基础的美学观念不只是韩、杜等人,而是一种时代阶级的共同倾向。”[23][147]而宋代石刻则主要沿着这一道路发展下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石刻本身的庄重性、严肃性,使石刻作品在内容上,对儒家大道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容受性。而这种内容的选择,反过来又强化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同时也影响到宋代文学传播的主流,进而影响宋代文学的主要风貌。由于石刻在传播内容上的选择性,更强化了宋代文学的重理明道倾向,这正是石刻对宋代文学的最大的影响之一。

  

   三、增值与凝定,加强了宋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

   石刻将诗文与书法融为一体,对作品具有增值效用;而反复刻石,促进了作品的经典化;被石刻凝定的作品,具有坚固性、持久性、开放性,延长了作品传播的时效性,并构成了一个长效交流对话的空间。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宋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

   1.词翰双美,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传播力

石刻是一种较特别的书面传播方式,是一种视读传播,它不仅作用于读者的潜听觉,更作用于读者的视觉,而优秀的石刻作品,能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作家书法的神韵,带给读者视觉的美感享受。汉字原本具有声美、意美与形美,而书法或灵活飞动、或气势磅礴、或潇散自然、或端庄凝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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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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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12年2期第146~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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