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浮花碎影说日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4 次 更新时间:2016-05-29 20: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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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进入专栏)  

   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逃离拜占庭》开篇就说:“每个观察都会遭到观察者个性特征的扭曲,即观察所反映的往往只是观察者自身的心理状态,而不是被观察者的实际状态。”这段话尤其适合一切异国游历感悟性质的文字。甚至外国人观察这本身就可以成为异议的理由,但观察者,尤其是异国观察者表达的欲望并不因此稍减,即使被斥为无知妄言。

   去四面环海、面积37万平方公里、人口过亿的群岛之国日本访学,百日虽短,见者无非碎影浮花,却似乎依然能印证这样一个已被熟视到几近遗忘的常识:作为历史的建筑,当代生活向来深扎在传统的地基里,空间的所有立面都是由时间的叨絮凝成的。

   在日本期间,所见所闻中,除了早已被人写过千百遍的洁癖、重礼、守信、勤奋、条理、认真、审美……还有更多人们通常不易涉及的细节,那里通往历史,也通往未来。

   一

   日本是全世界国民最长寿的国家,其实不只是人,日本的企业也惊人地长寿。根据日本帝国DATABANK调研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全国143万家企业中,成立时间超过40年的达28892家,超过百年的有1425家,超过110年的有415家,甚至有7家企业超过千年。专业从事寺院建筑的建造与维修的著名企业——金刚组株式会社,创立于公元578年,至今已有1438年历史,为世界之最;世界最古老的三家旅馆也在日本,山梨县南巨摩郡的甲州西山温泉庆云馆创立于庆云二年即西元705年,迄今1311年,已被吉尼斯承认是世界最古老的旅馆;第二名是兵库县城崎温泉的千年汤古旅馆,成立于717年(迄今1299年);第三名是石川县加贺温泉乡的法师旅馆,成立于718年(迄今1298年)。

   这些长寿企业的惊人数据,背后其实深藏了两样东西,一外一内。企业外部有稳定和公平的产权制度,企业内部有绵延相续千年不堕的敬业精神,两相互动,才有今日之果。

   日本16世纪战国史里讲到过,大名武田信玄战时高价收购三年以上的味噌和四年以上的腌萝卜,丰臣秀吉围攻北条氏直时重金收购周边各地稻米,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所有的军阀都能尊重人民的财产,但读到这些内容时我很吃惊。说实话,读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没怎么读到过军阀花钱买粮的故事——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直接删除了后人关于军阀会尊重产权的想象力。我不知道这样推断是否有道理,至少从存在千年企业这一事实推断,即使是被日本人自己认为是乱世的战国时代,若与中国历代旧王朝倾覆新王朝重新分田地相比,其混乱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没有掌握政治权力者对产权的尊重,别说什么千年企业,就是50年企业都是困难的;但仅有稳定的产权制度,没有企业自身的敬业精神,企业也不可能长寿,至于此外保证企业长期生存且人力不及的好运气,通常只是锦上添花的,即使如金刚组株式会社2006年濒于倒闭时股权重组的这种雪中送炭案例,也是奠基于前两者之上的。有了它们,好运才有落脚点,世上从来不曾存在过仅仅依靠运气就能永葆生命力的企业。

   二

   对于日本的整洁,已经有太多人写过、惊叹过,但是这种几乎带有洁癖性格的国民性到底起于何时,因何而来,除了专业社会史家的学术论著,大众媒体中的探究则寡。我问过许多日本朋友,答案基本上集中在江户时代,有位朋友甚至说江户时代比现在还干净。

   读过洛威(Robert H. Lowie)《文明与野蛮》或扎克斯(Richard Zacks)《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就知道,欧洲封建时代和绝对主义时代,像巴黎、柏林之类的大城市都是屎尿横流令人作呕的,其实那时候几乎全世界的大城市都臭气熏天。扎克斯写过这么一件事,1270年,巴黎的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人均不得自楼台窗口倾倒‘水’或‘粪便’,白天夜晚均不可,否则必处罚金。”但显然效果不佳,因为百年后的新法令规定:“如果愿意大声叫喊三声‘gare à l’eau!’(注意尿水),则可自楼台窗倾倒尿粪。”用水流即时冲走秽物的技艺只是近4000年前的克里特文明和20世纪的人类才会的事。

   日本在清理人类排泄物方面显然走在世界前列。美国历史学家苏珊.B.韩利(Susan B. Hanley)《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一书中,有不少内容比较前现代日本与西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他很惊讶地发现,日本在19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比西方更迅速,而原因,韩利很大程度上将之归于日本的“卫生水平”。韩利因此追溯到1590年德川家康命其家臣大久保藤五郎忠行建立江户的供水系统。

   大久保完成的第一套供水系统叫神田系统,“长达41英里,有3663根支管从主水源取水,再传送至城中各处”。其后,又建起了更大的多摩川供水系统。尤其在1657年的明历大火之后,江户再建了本所、青山、三田、仙川四个从属于神田和多摩川的供水子系统。由于高超的水工技艺和高效的管理,以及市民的自律,江户的水量供应之充足,甚至让江户人能用多余的水在新宿御苑修了一座瀑布!

   江户不仅供水充足,而且人们不会将垃圾倒进河流,大便和小便则是重要的肥田原料。有史料表明,早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当然可能更早——粪便就已是日本人用于肥田的重要商品,依靠粪便贸易成为巨贾者不乏其人。1724年,位于京都和大阪之间的两个村庄山崎和高槻,甚至为了争夺城里粪便的收集地盘而发生暴力冲突,其他地区也出现过类似冲突。而出租屋的租金也与粪便挂钩,通常大便归房东,小便归租户,同时租房人数少的租金高,人数多的租金便宜,粪便贸易十分自然地产生了一个环境福利,即定期系统处理人类排泄物,保证了城市的卫生。可以想见,日本系统清理秽物的悠久传统。

   除了供水系统的建立以及粪便贸易,普通垃圾的清理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城市化的系统规范。韩利书中说,到1655年时,江户人按规定要将废品扔到江户湾的永代岛,而不得扔进河里。十年后,每个城区都建立了废品站,垃圾运输成为一个产业,专业的承包商通过船舶运到永代岛。永代岛成为专门的垃圾场后,垃圾填筑地逐渐成为新的农田,由此,垃圾处理也成为一门新兴产业。此外,江户高超的市政管理水平还催生了四通八达的地下排水系统,每家每户都被要求在自家屋檐下开掘阴沟,以排废水。韩利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即使是那些贫民窟,“也一样有很好的阴沟系统”。

   由此,一个卫生洁净宜居的城市就这样诞生了,远超过受垃圾和粪便困扰的同期伦敦巴黎。关键并不是仅仅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才这么卫生,就是大多数的城下町,虽然主干道都很狭窄,但“维护得极好,且一尘不染”。有些地方规定,街道清扫之后必须洒水,市政管理规范严格要求市民维护公共卫生,违者会被告发和处罚。据说江户时代的政府官员将城市卫生视为头等大事。世人往往惊叹于当代东京的巨型地下排污系统,如果从历史回溯,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现代科技在古老民族精神上的新成果罢了。

   到18世纪初期,不少城市已建起相当完备的供水系统、粪便和垃圾定期清理系统、阴沟排水系统,辐射全国更大范围的相似系统也已渐次建立。受惠于此,城市市民们能够免受传染病、瘟疫折磨,城市人口因此迅速增长。这便是韩利将日本与西方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差异归为卫生差距的真意所在。

   而这,就是文明。

   三

   阅读日本的历史,倘若与中国历史相比,要简单得多。除了因为领土和人口的差异,以及前现代的日本孤悬列岛,与诸大陆远隔重洋,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通过有限的文化交流和吸收改造,自主地发展他们的文化。这些文化中的许多独特细节其实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人们的应有关注。

   在我们去过的一些日本古代历史博物馆里,有个让我颇为惊讶的现象,就是日本历代的上流社会用度极为简朴。很少见到金银珠宝之类的奢侈品,即使是他们视若极品的工艺品,其实也是简朴的,并不是依靠金银宝钻之类的奢侈品做材料,比如日光东照宫的著名“眠猫”。名古屋的德川园和日光的东照宫原本是德川家族十分重要的生活与祭祀场所,但也没有什么奢侈品,只有园子本身舒适宜人;仙台供奉藩祖伊达政宗的瑞凤殿,不知是否能代表封建时代日本大名的普遍状况,那里的博物馆里也没有任何奢侈品。这些都很容易让人比较欧亚各国前现代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前年我在伊斯坦布尔见到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苏丹皇宫,尤其可能是人类奢侈的极致,其中陈列的宝器,就是古代中国皇帝的用度也未必比得了,日本则更无法比拟。参观天皇皇宫时,虽然不能进到皇居内部,但从外围环境的各处装修上也大约能推测皇宫不会很奢华。

   日本历史中最让我惊叹的,是曾经有340年时间没有执行过死刑。这开始于平安时代的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即818年),结束至后白河天皇的保元元年(即1156年),也就是中国中晚唐到南宋初期那段时间。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还有就是对处刑后的污秽与怨灵的恐惧。光凭这一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日本就有资格进入历史上最文明国家的行列。从废除死刑这件事上,或许可以类推日本在学习外来文化时杰出的衍生性创造力——虽然不是原创力,但却是非常好的进一步完善能力。

   四

   黑泽明名片《罗生门》里那组树影斑驳中的打斗场景,一直是我多年来对日本挥之不去的某种唯美想象;而去日本之前才看的《东京物语》,也让我对普通日本人生活的想象添加了怅惘与某种孤绝的佐料;NHK的著名纪录片《无缘社会》,甚至让我对日本的寻常生活产生某种疑虑:洁癖、秩序、信用、重礼、认真、审美……背后是否也深藏了一丝外人难以窥探的紧张与不安?即便是亲身游历,这种多重混杂浑如无序线团的印象,也是难以梳理提挈的。

   民族由人组成,人是多面的,民族也当然会有无数个多棱侧面,这些侧面之间甚至常常相互冲突、矛盾。许多著名的外国观察者,比如小泉八云、本尼迪克特、周作人、李长声、李兆忠、姜建强……都说到了日本的两面性。周作人先生有一段被广为征引的话:

   “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

   知堂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6月16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前夕。显然,他带着很深的遗憾在讨论日本民族的两面性,他对日本文化的挚爱几乎人所共知,常遭人揶揄——钱鍾书小说《猫》里陆伯麟的原型就被疑为是周作人。但恰是他对日本文化的热爱,更见其描画与批评的痛切。

   其实,战争作为人类生活的非常状态,很难当作常态分析的标本,战争中征服者的疯狂变态即使到现在也很普遍,日军当年的大屠杀自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其实是人性之常理,日本文化在这方面之所以更引人惊讶与困惑,或许仅仅因为他们表现得更趋两极罢了。

   这种相当极性的两面性,就是普通日本人自己也常常难以接受。约翰·道尔(John W. Dower)《拥抱战败》里就写过,战后初期日军暴行在日本本土得到广泛报道,许多普通日本人表现出极度的憎恶,马尼拉大屠杀曝光时,一位士兵的母亲通过报社发出惊人的声明:“如此残暴的士兵即便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可能让他回家,就地射杀就是了”。

好在我对日本的访问并不是战时敌国人士的访问,而是和平时期的正常访问,看到的更多是这极性两面中让人喜欢甚至惊叹的那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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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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