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3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13: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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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讯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声。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秘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楼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人,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来天欲雪”的感觉。他们为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由闹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虚,胡思乱想,想起滚进地下室的手榴弹,想起德国纳粹把俘虏运到郊外集体枪决。

  

   还好,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杨柳青,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仓,看见碉堡残破,交通壕翻边,铁丝网零乱,大概是炮兵猛轰造成的吧,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我们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这夜无星无月,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为什么?)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身旁没人监视,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老大娘为我们烧火做饭,整天仅此一餐,可是并不觉得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那时,“共军用步枪打败国军的飞机大炮”,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我心头一凛,想起我在沈阳背过擦过的那支枪,那支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解放军打天津,除了飞机以外,大炮机枪冲锋枪什么武器都有,据“火器堂”网上资料,抗战八年,内战四年,联勤的兵工厂大约制造了五十万支中正式步枪,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总有三十万支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韩战发生,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联军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四面一片濛濛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时我只为眼睛担忧,作家可以没有手,没有脚,必须有眼睛。现在我知道,那天我们遇上了“沙尘暴”,西北风挟带内蒙古的沙尘,向南扑来,它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天灾,华北东北都成灾区。现在“沙尘暴”过境的时候,人取消户外活动,飞机停飞,沙尘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没法耕种,人民没法安居。专家总是往坏处想,他们忧虑多少年后,东北华北一半变成沙漠。倘若真有那么一天,后世史家会指指点点,国共两党兴兵百万,血流成河,争的就是这几粒沙。

  

   当时风沙中辛苦挣扎,哪会想这许多,我只担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能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军队里不是常说“穷书记、富军需”吗,解放军军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穷书记”?似乎怀疑,倒也让我过关。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阶级斗争”取走了一切浮财。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夫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既然门窗“洞”开,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要看要听,十分方便。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有两百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以一当十。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教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的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唱?”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为什么不唱解放军的歌?”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来,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唱了两句,马上换另外一首,“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再换一首,“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再换一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他大喝一声:“够了!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你到这里来受训,就是教你赶上形势。”我说报告指导员,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我们爱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现在教的歌哪里比得上?现在这支歌怎么这么低俗?这哪里像解放军的歌?我不顾他的反应,连唱带说,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后来知道,他们认为抗拒或争辩都是真情流露,他们对“真情”有兴趣,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他反而认为是虚伪,引起他们的戒备怀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意见。“报告指导员,没有意见。”怎么会没有?他不信。“报告指导员,抗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游击队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在这里吃得饱,睡得好,当然没有批评。”这几句话他听得进。你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报告指导员,没有任何幻想。”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报告指导员,我跑江湖混饭吃,从来没倚靠蒋介石。”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平,他皱了一下眉头。那么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报告指导员,我的父亲在南京做难民,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我简化问题,隐瞒了弟弟和妹妹。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说他也有父母,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里解决。

  

   他静待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

  

   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沙尘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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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鼎钧《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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